女士们、先生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法国的一名年青武官首次到北京履新。他对色彩缤纷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老的歌剧－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结识了一名专门饰演闺阁少妇的演员。当他发现这位演员竟然是一名男子的时候，他越发感到激动和神奇。从赞叹到迷幻，我们的年青武官开始向他的情夫或情妇提供使馆的机密文件。大使馆发现后便悄悄地藉口把武官召回巴黎。不想，小武官的情夫（妇）不久便追到巴黎与他相会。法国反间谍机构逮捕了他。他供认不讳是中共的职业间谍。当年法国报刊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名擅于男扮女装的中共特务。他的名字叫石佩甫。结案时，反间谍机关还专门安排新闻界与他会面，还让他反串演唱了一个旦角唱段。据一位常去探视他的中国记者说，此人至今仍住在巴黎。
上个月，中共驻澳洲外交官陈用林脱离中共后，西方人如大梦方醒，惊呼谍影重重。我自然想到了石佩甫事件。记得当年我曾询问过法国外交部的一位朋友：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青年，居然会跌入那么一个拙劣的圈套？朋友叹息地告诉我说：你无法理解，一个对中国和中共政权不甚了解的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一下子就被那种刻意培育的文化氛围镇慑住了。他用的法文字是Happer。他说，那情景，就象一只兔子面对一条蟒蛇!
朋友们，今后西方外交官是否还会有类似的遭遇，这很难说。但是这类真实的故事肯定还会有。当然，到遥远的中国去作外交官的总是少数，就多数的欧洲人来说，据我多年的观察，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与他们毫不相干. 当北京向资本和旅游者敞开大门的时候，情况就越发令人眼花缭乱。如今，凡是到中国去的人都会受到微笑的欢迎。然而，无论是短期的、长期的、消费去的或投资去的，在款待之后，就会被巧妙地要求为中国说好话，久而久之，为他们作义务宣传员，为他作政治担保。你会被列入中国大使馆所谓左派朋友名单，逢年过节你被敬为上宾。据我所知，各中共驻外使馆都有一个外国人的名单，分类为左派、右派、中派、友好的、不好不坏的和不友好的。凡是申领过签证的、被认为有用的外国人都会分别入册，以备后用。
不到中国去的人是否就没有烦恼了呢？恐怕不是。法国有位著名左派人士、前总理罗卡尔(Michel ROCARD)。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惊呼：法国不能接待世界的贫困和苦难(La France ne peut pas recevoir les miseres du monde)，我所要说的，就是您可能已经想到的难民问题。欧洲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潮。然而来自中国的难民往往与中国国内的政治事件有关。一位难民局的官员曾经告诉我：从1949年算起，中国当局每一次镇压，每一次政治运动，在法国的反映就是又有一批人逃来避难。49年共产党军事夺权之后如此，五十年代打击知识分子时如此，十年所谓文化革命，八十年代末学生运动，九十年代末的法轮功等等莫不是如此。背井离乡投奔西方的难民潮正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政治晴雨表。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出于经济原因或其他理由的人,甚至也有携款外逃的大小官员，给西方世界添了不少麻烦。然而这些麻烦的根源在哪里呢？可以预言：只要独裁专制体制存在一天，就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逃离中国，投奔西方，以寻求一线生机。显而易见，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与西方人无关，而是关系十分密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还接待了一大批来自印支半岛的难民，其中不少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些著名的“船民”，越南人，老挝人，柬埔寨人，为什么要投向怒海求生呢？谁能说那不是共产党在印支半岛扩张造成的恶果呢？惊呼不能接待世界的贫困和苦难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无视这些苦难与贫困产生的原由，不从根本上予以治理的话，西方人以人道主义名义所作的一切努力,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美国有总统叫布什，有人讨厌他，有人喜欢他。然而，无论如何，他在再次当选后，把在全世界促进自由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就这一点说，我看他是聪明人。记得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欧洲也曾有人倡导“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观念，可惜,曲高和寡。随后不再有人说了。作为一个多年来观察欧洲和美国的记者，我想诚恳地告诉各位我的遗憾：作为自由民主发祥地的欧洲，如今已经把弘扬自己的价值准则的天职，拱手让给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了。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京的西方政策到底是什么呢？邓小平当年曾威胁撒切尔夫人，从内地移民过去，以解决香港问题。这虽然是旧闻，但英国人可以温故而知新，我就不再啰嗦了。最新的消息是，上个月在澳洲脱离中共的外交官陈用林说，中共要把澳洲纳入它的“大周边范畴”之内，从而把澳洲变成第二个法国! 除去患了好奇心麻木症的新闻工作者，谁能无视这个惊人的披露呢？!北京政权为什么那么钟爱法国，甚至还要“克隆”一个呢？我想向各位提供如下几个思考的线索。首先是法国报界从未报道过的一件大事。官方法国早已为1989年以来先后在巴黎任职的两名中共大使授了位阶相当高的共和国荣誉骑士勋章。第二件事，众所周知，还是在法国的倡议下，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埋葬了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第三件事是，2003年，为迎接中共红朝新贵，官方法国在国宴祝酒词中，不惜介入他国内政，公开就台湾前途发表了令中共十分满意的讲话。我不想就以上事实作任何评论，也无须评论。但是应该指出，这些都是官方法国与中共政权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巴黎至今仍然象北京期望的那样，极力推荐欧盟其他成员国也赶快与北京建立同样性质的关系。可惜的是，中共不久前通过的 “反分裂法”，似乎给这种骑士的热忱泼了一盆冷水。北京利用世贸组织倾销商品，可谓是又一盆冷水。在纺织品案子刚刚取得一项协议之后，最近又爆出了中国鞋子倾销案。法国和意大利的制鞋业先后宣布，今年的统计表明，中国鞋子的出口猛增了700%! 就在纺织品争端高潮期间，法国的一位专家在电视五台透露，尽管官方法国的低姿态，法国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并未见明显增加。他认为，经贸事务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是“叩头”就可以得利的。近年来,法国为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与北京政权开展合作。两名中共公安人员常驻巴黎。然而，据权威人士说，与其设法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中共人员更感兴趣的是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巴黎，据信，买卖护照、有组织的非法移民活动始终没有停止。
与非法移民问题同样困扰欧洲人的还有走私和仿冒产品问题。法国海关经常通报从中国大陆启运的香烟或其它走私仿冒产品一再突破记录的数字。如果您是企业家，您一定不会忽略知识产权问题。我曾在法国国民议会参加过一次听证会，施奈德(Schneider)公司的代表在会上几乎是哭诉地告知，这家公司生产的水龙头在中国推出不到三个礼拜，市场上便有仿冒制品以十分之一的低廉价格出售。北京盗版的影碟“星球大战”续集与美国的首映式同步在北京街头出现，价钱则比小面包还要便宜。
亲爱的朋友们，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每天都会在你身边发生，怎么能说中国的事情与您无关呢？如果进一步思索一下，您便会发现，这些事情的发源地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它可以运用政权的力量把成千上万的人以反革命罪名枪决，它可以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它可以振臂一呼，放出红卫兵到全国去横扫“牛鬼蛇神”，它可以一声号令把坦克和冲锋枪调集到北京市中心清场，它可以倾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迫害手无寸竹的法轮功，只因为修炼人奉行与阶级斗争不相容的人生哲学。谁能相信，这么一个强大集权政权怎么就不能解决非法移民、走私、仿冒、知识产权、无序出口等等等等他们完全能够解决的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中共当局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的政治意愿，因为这些问题虽然涉及西方人的生计，但中共并不认为直接威胁中共政权，而且对违法官员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则正是维系政权的手段之一。凭实而论，只需动用镇压法轮功的十分之一的人力、财力、物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了。
几十年在两种不同制度下的记者生涯，使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沿着对角线去寻找真实。当全世界媒体合唱中国巨变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中国是否还有什么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永远也不大可能改变，直到被历史淘汰，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永恒的帝国。柏林墙倒塌之后，北京成了唯一一个仍自认有世界使命的共产党政权，这个政权从未说过它准备放弃 « 共产党宣言 »，它认为东欧苏联的变化只是国际共运的暂时性的“挫折”。他们修正了过去的很多的方针政策，但是他们宣示的目标仍然是通过“社会主义”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与各位所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毫不相干。他们坚持并强化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权，他们一再宣称，绝对不接受多元民主制度，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多元民主都是与他们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国际关系中，他们也没有放弃冷战心态，他们以北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为周边国家与大周边范畴国家，他们按捺不住地要充分利用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实行所谓联欧抗美，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把美国视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从他们那种欲言又止的宣传中可以看出，只要制服了美国，回过头来，收拾欧洲就是轻而易举的了。与此同时，他们刻意加强与现存的几个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总书记胡锦涛有号召从政治上学习朝鲜的批示，北京从来未予辟谣。只要对今日中共政权作一番鸟瞰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在国内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妥协的同时，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有朝一日重振共运，从而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共产大国。
在没有任何外来威胁、甚至潜在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政权的国防预算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很清楚，它的目的就是军事占领台湾，从而走出第一岛链，称霸太平洋，控制印度洋，威胁日本和美国。刚才说过的那部充满政治词汇的法律文件“反分裂法”已经正式授权行政当局无须通过国会就可以宣战。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北京刻意渲染的是统独之争，其目的是要掩盖中国人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治制度问题。台湾从1987年起实行改革，建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民主制度，而这一点正是触动了中共的要害。在行使主权、统一祖国的烟幕之下，中共要用高科技武装的铁拳打击的，正是建立在台湾岛上的民主制度。用暴力摧毁这个制度不仅可以排除中共的一大隐患，而且也正好对欧洲人崇尚的价值准则来一个马克思所教导的“武器的批判”。这一点往往会被观察中国的人忽略过去。近二十多年以来，用欧元和美元铸造的中共这部军事政治机器，在世界各地、中欧、中东、中亚、南美、非洲以及各国际机构中，处处表现出非我莫属的态势，早已没有耐心去回顾邓的遗嘱：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了。收复台湾是制服日本、美国，收拾欧洲的开端，也是这个共产帝国称霸世界的必然逻辑。而这个逻辑将会引出什么后果，制造多少难民，这是可想而知的。中共治下的中国巨变中,最大的不变就是中共的唯我独尊，排除异端。眼下最大的“异端”就是两个，一个是台湾的民主政体，另一个就是法轮功的真善忍，而它在国际上的纵横捭阖，也都是以各国对待这两个“异端”的态度为筹码的。
如何看中国的前景？我不会占卜算卦，我只是一个记者，只能为您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线索。有人说，只要西方资本继续象兴奋剂那样刺激中共这部军政机器的话，中共政权还可以拖下去。另有人说，政治与经济发展必须同步进行，否则会引出社会方面的不平衡，从而引爆政治危机。这些看法都有理。最近北京传出的一个消息发人深思。“新京报” (Beijingnews)上个月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报道说，中国首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人均收入达4300美元，同比增长 11%，2008年可望增长到6000美元。随后在因特网上读到的评论却认为，这个成绩的取得不过是由于北京的政治优势，它正好说明中国各地方发展的不平衡。贴在人民日报网上的评论则说，面对4300美元这个数字，我们感到愤怒和失落，我们的收入远远不到4300美元，我们要问钱都到哪里去了？6月17日同一家报纸披露，中国首都北京城内有一座“典型的贫民窟”，这个地方名叫大栅栏，就在天安门广场、毛的陵堂以南一公里处。那个区有居民不到6万人，人均日收入不到8元人民币，每个家庭平均住房面积19平方米。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是“城市发展郊区化”。上述报道正好说明了经济增长率 (GDP)所掩盖的社会真相。GDP和人均收入只不过是经济学上使用的数字，它并不反映社会财富的走向。仍然是新京报上个月报道，从2003年到现在，北京市立案调查的贪污案件已有将近600桩，可以说，平均每天一桩。此外，正当当局全力捕杀法轮功人员时，从外省来到北京陈情告状的民众，成了另外的一团又一团扑不灭的火，这些外省市地方苛政的受害者进京上访表明，他们对地方行政司法当局已不抱任何希望。5月份，当在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访问大陆时，外省访民们在北京曾游行示威，向共产党昔日的宿敌喊冤求助，上月底，还试图到北京使馆区游行示威。这些事表明，他们对中共中央当局也开始丧失了信心。总书记胡锦涛上月底再次见报呼吁地方当局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大陆今日的民怨只有聋子和瞎子才听不到、看不见。
共产党的历史是以代表大会纪年断代的。如果也一定要预测前瞻的话，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个掘墓人-－赫鲁晓夫是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出现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又经历了7次代表大会。如果7这个数字是共产党的变数的话，那么中共的寿终正寝也只有3到4次代表大会可数了。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出现在中共12大和13 大。有些密切观察中国的朋友则认为中国真正的变化不再需要10到15年。无论如何吧，我很难相信的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均处于不平衡状态中的中国，一个有意治标无意治本的政权,它怎么会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该是关心中国的西方政治家考虑如何在共产党以后的中国站队的时候了。
如上所说，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为此，在现今的情况下，光靠报刊或主流媒体显然是不够的了。中国有一本古老的兵书«孙子兵法 »，是西方人都熟悉的。«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鉴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诩正统的共产党政权，我建议各位把另外一本书如同« 孙子兵法»一样，列入您的必读书中。这本书就是«大纪元时报»编辑出版的«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之所以应是关心中国的人、与中国打交道的人的必读之书，是因为它可以象一株疫苗那样，帮助您在政治上不丢脸，在生意上不赔本，避免前面提到的兔子面对蟒蛇的那种遭遇。这也正是我今天讲话的初衷。
谢谢各位。
吴葆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