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个“第一”的位置可能是属于建行、属于张恩照的。对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中国建设银行来说，他们现在不仅要为上市做各项常规的准备，还必须应对前董事长张恩照正在美国被起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建行一再解释这是张恩照的个人行为，但区区一百万美元的咨询费，毁掉了张恩照的职业生涯，严重影响了建设银行的声誉，拖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交易。
而从王雪冰到刘金宝、余振东，中国银行在上市过程中频频爆发的金融大案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这些随着国有银行上市步伐加快暴露出的金融大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各银行及其分支银行的行长有关。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问题行长”就像是银行上市路上一路踩响的地雷，它炸响的频率与银行冲刺上市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出问题的行长已经成为每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当家人的难言之痛──有时他们自己也身陷其中。从道德上指责是最容易也是最无意义的，我们试图从中国银行行长的变迁中找出他们行为的因果逻辑。
2004年8月，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接近终局的时刻，按中国银行的股改方案，中行宣布新设董事长一职，由原行长肖纲担任；行长一职由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调任；稍后，建设银行进行了类似改革，原行长张恩照改任董事长，行长由常振明担任。
而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从来没有董事长一职，也就是说，在资产上万亿，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的四大行中，从来没有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出现，而仅仅由党委领导下的“一把手”来做决策。对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传统，但面对日益市场化的实体经济的需求与诱惑，面对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挑战，这一切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党委和董事会的职责问题很快引起了“洋董事”们极大的疑虑和质询。据说，有一位英国银行家坚决要求参加中国银行的党委会议，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银行中是党委而不是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当中方以“您不是党员”为由婉拒时，他甚至认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代表我参加？
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现任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他的关于金融腐败的研究中描绘了一种金融改革中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
腐败行长正是这一利益集团中的典型。根据谢平在2003年的调查，在3561份问卷中，调查主体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隐性收入占总收入的20% -60%，全国平均为28%，特别是金融机构负责人隐性收入接近50%，信贷人员则超过30%。其中监管当局负责人的隐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门负责人和一般经办人员。因为金融腐败，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
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以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并未能阻止资本金再次从安全线内滑落。而此次国务院拿出450亿元的外汇储备，只不过解决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银行的资本金问题。以上市促改革，花钱买制度，能不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
当银行不完全是企业时，很难要求行长是一个银行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一代“银行家”，有相当一批人在不正常的状态下迅速地陨落了。中国银行业中的“行长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将取决于银行业整体治理水平的根本性转变。
在中国政府加大打击金融犯罪的今天，银行系统的违规行长可谓车载斗量，但最有名的可能要数以下这个天王级明星组合：原建设银行董事长、行长张恩照、原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刘金宝、原国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张恩照是栽倒在美国的法律面前。一家注册地在中国、英文名称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的公司，于2004年12月9日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控告美国著名金融IT服务供应商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FNF)及旗下子公司Fidelity Information Service(FIS)合同违约，违反了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同时其向张恩照的“行贿行为”，违反了美国相关法律；而张恩照等人的行为则构成蓄意干预合同实施。
起诉方曾于2001年协助FIS向中国建设银行销售银行管理软件系统。根据合约，如交易达成，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有望获得近6000万美元的佣金。但起诉方指控，FIS公司于2002年5月款待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张恩照进行了一次加州“高尔夫之旅”，在全球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加州卵石滩度假。
在此行中双方签署了新合同，导致原告未能获得FIS此前承诺的佣金。这个交易的另一部分是，FIS为张恩照租借了高尔夫球杆，并以咨询费形式向其支付了100万美元。FIS的这些行为，构成了对张恩照的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规定。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焦志勇副教授为《时代人物周报》分析：“其实这个诉讼本身不是针对张恩照的，而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作为民事被告，美国方面也没有权力要求张恩照去美国受审。”尽管如此，这桩案件毕竟暴露了张恩照受贿100万美元的事实，因此，张恩照在事发后以个人原因辞职。
张恩照究竟还会有什么问题，得等待纪检部门的调查结果。可是张恩照栽在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上，也有其必然性。张恩照祖籍山东，他和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其父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上海煤炭公司工人，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人生活极为清贫。
1963年，张恩照幸运地被招入上海建行，并在两年后成为了拨款员。文革结束后，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老员工和骨干，在建行恢复业务的过程中，没有读过大学的他成了很多人的培训老师，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基础。由于出身贫寒，张恩照在当上上海分行行长之前的生活一直非常俭朴，“懒汉布鞋”是他的最爱。
1982年，张恩照争取到了去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主动承担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对外，这个部门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大胆的他仅仅根据书本上的知识，就组织了以花旗银行为首的财团通过建行为上海石化总厂进行转贷，同时策划发行了8亿元人民币债券。
此举的成功，不仅得到了媒体、领导、同行的赞赏，也引起了政府领导的注意。1984年开始的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筹资项目的成功，更使张恩照短短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奇迹。此时，张刚满40岁，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行长。
张恩照的上海分行行长一做就是13年。在这期间，他大批起用自己的学生，上海建行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地位也相应得到了巩固。在业务顺利的发展中，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张恩照开始沉迷于网球、高尔夫，还喜欢上了游艇。不抽烟不喝酒的他却喜欢吃价值千元的极品两头鲍，并成为了一些富豪们的座上客。
顺风顺水的张恩照在1999年10月被调到了总行，半年之后就成为了王雪冰的副手，在王雪冰突然倒台之后，他成为了新任建行领导，还一度候选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如果没有那一次高尔夫之旅，没有那100万美元，张恩照现在也许正率领着建行员工张罗上市，而未来他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上两头鲍了。
王雪冰一直有做银行家的野心，《中国青年》杂志在1988年第二期上以《出航没有避风港》为题，以王雪冰为主人公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在中国银行内部“人们议论纷纷”，震动余波甚至持续到王雪冰事件之后。文章开头的几句话让很多人难忘:“36岁，是一个应该追求稳妥的年龄了，铁马金戈的梦想本该成为过去。36岁的王雪冰却仍沉浸在冒险所带来的亢奋中。”
中国银行，被业内人士喻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领舞者”，也被著名的美国穆迪公司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他们未来的目标之一是:成为下一个花旗银行。当时王雪冰是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这是他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第二年。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戴干定说，那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提升的时节”，几个月之后，王雪冰升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这一次升迁在中国银行很不常见”，戴干定说那是“创造性的提拔”。
纽约分行开业后，中国银行总行随即将在北京与国外代理行做的资金拆放和外汇买卖业务，逐步交由纽约分行代总行在纽约市场拆放和买卖成交。王雪冰也在这里找到了能容纳他的大银行家梦想的王国。
王雪冰有句“名言”：“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这句话是他对国外同行最爱说的一句话，一些外国同行也认为王雪冰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中国银行官员:“在中国和国外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颇有见地的讲话，他非常专业，非常聪明，一直强调效率和盈利性。”
王雪冰应当是工农兵大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业内人士对他能力的评价。王雪冰曾著书《欧元实务》，熟知他的人都说，王雪冰对欧元的研究颇有造诣。在传奇色彩上，他可以与朱小华相比。
1977年，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王雪冰工作仅一年，就被中行总行派到了伦敦分行做交易员。当时分到中行的大学生有几十个，而能被派到伦敦去的只有四、五个。伦敦分行当时是中国银行在国外的主要基地。中国的外汇都换成英镑放在伦敦分行，而国家黄金储备大部分也都在伦敦分行。
同行普遍承认，王雪冰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trader(交易员)。而且是一个被西方银行界认可的专业人士，“他做黄金交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排得上名的交易员”。王雪冰曾成功地做了一笔黄金交易，一笔交易换来了一座大厦──就是位于北京阜城门的中国银行原来那栋大楼。
有关王雪冰技术能力的，还有几个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如“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银行在香港阻击索罗斯时所起的作用”、“中国银行充当电信盈科收购香港电信的背后力量”等等。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亲自参与操作的“业务”，一年能赚到的钱，相当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全年的利润。“他炒澳元，能在货币市场上把澳元砸了下去，从而在出口大宗货物方面赚了很多钱”。
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王雪冰有了实现他大银行家之梦的平台。中国银行有关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该行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比1982年增加30倍和 47倍。贷款项目表现尤为突出，不但成为该行利息收入重要来源，而且王雪冰在1991年设立了信贷管理部，负责统一授信工作，加强对贷款项目的审批、发放等工作以及实行预警监测办法，使不良贷款逐年有所下降，到1992年降至1.3%，已在提存准备金范围之内。
对于王雪冰，《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写道“从不穿聚酯衣服、喜欢法国餐馆、还有波尔多葡萄酒”。他爱抽烟斗，打高尔夫。他被形容成“优雅的银行家”。即便后来在法庭上受审，王雪冰也西服得体，领带颜色偏深，恰似标准的银行工作着装。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风雅的追求。王雪冰说：“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钱财。”王雪冰认为，玩车，那是穷人的爱好，富人应该玩表。他所收藏的名表每只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品牌达几十种，有“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百达翡丽”等等。
对王雪冰的审查，最直接的导火线就是给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形象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纽约分行”事件。然而，“王雪冰事件”在国际金融界引起的震荡之大，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银行行长职务犯罪应有的反响。如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就称：“王雪冰在2002年1月被抓，震惊了许多外国银行家。王雪冰流利的英语和清理国有金融体系并将其国际化的追求，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朱小华每周去夏威夷的高尔夫之行，最终将他送进了监狱。朱小华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浙江人。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金融生涯。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然后是处长，在20世纪 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1993年7月，44岁的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10月，他又出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这是国务院设立在香港的窗口企业，与中信公司齐名。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朱小华热”。
朱小华春风得意的时候，据说比王雪冰还有派头。每个周末从香港乘头等舱飞赴夏威夷度周末、打Golf，是他少不了的休息。左右自然伴有美女不断。香港媒体公开报道称，不少港台美女都是朱小华的贵宾。
2002年10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朱小华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朱小华的贪欲毁掉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原本幸福的家庭。1999年7月朱小华刚刚被中纪委监察部采取“双规”措施后，其妻任佩珍闻风而动，于1999年8月携带赃款逃往美国。但2000年11月，任佩珍因难以承受压力在美国自杀身亡，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接连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
2003年5月底，时任中银香港总裁的刘金宝被突然调回北京。事后证明，他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调查。不久，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亦双双被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立刻成为当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新闻事件之一。
刘金宝曾作为佼佼者被派住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外汇和黄金交易员之一,业绩不俗,乃至五年之中三次提升，被看好为“金融新星”，更曾获评为“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刘金宝事件给人的印象是“又出来了一个”。而刘金宝出事无疑是去年的王雪冰事件的某种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