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冲突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中国北京的独立分析人士周国强说，如今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其实就是在为产生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创造环境。
记者：最近几天，中国各地出现了至少三起群体性事件，而且在广东的事件好像还闹的挺大的，地方政府出动了上千名警察来强征农民的土地。首先请问一下杨银波先生，您觉得地方政府官员到底为什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呢？这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出来呢？
杨银波：广东、南海这个地方其实离我现在住的地方非常近，他们的前因后果以及发展过程我都非常清楚。两年以前南海这个地方，当时就有很多人跑到北京去，反覆的上访。
记者：就是说他们两年前已经就这个土地问题闹过了？
杨银波：对。他们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土地权益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南海这个事情之所以闹的这么大，官民对立这么严重，到底是谁的过错？
杨银波：我觉得这是一个行政上的不作为，加上比不作为更严重的是官民之间的矛盾。
记者：您讲的行政上的不作为是什么意思？
杨银波：行政上的不作为就是说，他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把问题在初级阶段就解决掉，而是等到矛盾激化的程度。那些人反覆上访，反覆上访都无用；对当地的公检法也强烈的不信任；再一个他们自己也没有自己的代言人，那么大的问题，律师是不敢动的。
记者：周国强先生，刚才杨银波先生说到政府行政上的不作为，您觉得为什么政府在行政上会发生这种不作为呢？
周国强：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些利益驱动的问题，说是行政不作为恐怕还是拐了弯了，警察都出动了，能称它是行政不作为吗？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府利用国家公器，为利益者勾结起来，对民众进行掠夺，这里面如果没有他的利益，他凭什么要这样做？
记者：但是你不能光顾自己的利益呀？现在政府大讲清明啊、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啊，政府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差得太远吧？
周国强：这个干部不是选的，他不用讨好选民的，他在任上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政绩好，他可以往上提升；再一个就是钱。你举的这三件事情，还有一个事情你没有说，就是河北定州村民遇袭，袭击人员组织了几百个小流氓拿着枪攻打农民。
记者：也是政府出动这个…
杨银波：对对对，有点像一场大屠杀。
周国强：而且官民对峙达五十天之久，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记者：杨银波先生，刚才周国强先生说的，其实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农民的利益于不顾，您觉得这根本关键是在这儿吗？
杨银波：我同意刚才周先生讲的部分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潜规则，狼要吃羊呀或者羊要吃草啊。
记者：您说这种事情中国有没有法律？难道没有法吗？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杨银波：周先生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一个根源性的东西：干部不是民选的。法律究竟如何去普及实行，地方的矛盾和中央的矛盾，省与省之间的矛盾、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矛盾，加上现在劳资矛盾，构成这么多比较大的、比较粗的几个矛盾，这些矛盾要如何去解决？我觉得确实需要一个民间的谈判力。
记者：也就是说弱势群体像农民，应该有他们的发言权，应该有他们的代言人，应该有他们发言的渠道，是不是？各地政府都有信访部门，像这个信访部门起不了什么作用，是吧？
杨银波：不能够寄望于这些，真正社会治理要讲究的是一个政府、非政府以及市场这三者之间的结合。尤其是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农民自己的维权组织，现在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具有的，可以说是政府和市场无法取代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我的一些朋友也是非政府组织里面的人，但是做起来遇到了很多麻烦。
记者：有的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在2010年前后进入危机时期，也就是说，像这种群体性事件会愈来愈多。
杨银波：这是肯定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矛盾，过去一直以来就有，到现在是一个持续的高峰期，到将来可能会进入颠峰期。
记者：共产党是很讲究“稳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稳定无从谈起啊，是不是？
杨银波：对，所以要期盼一个社会公正。
周国强：共产党说是说“稳定”啦，实际上是在制造不稳定，就是它今天这种作法阿，它是为中国再出个毛泽东在制造机会、在制造一个环境，早晚要导向一个民众造反的局面。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