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到了解冻的时候了，中国的历史也应当前进了。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回避六四
最近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说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消除现实的不和谐，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是“六四”流血事件冰冻了十六年，“六四”流血事件最根本之点是政府与人民的不和谐。每逢“六四”，出动大批军警、便衣，监控“敏感人物”，管制天安门广场，严密防范，胆战心惊。是不是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如果回避了“六四”流血事件，就是变相的“稳定压倒一切”。什么叫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于是就在稳定中放心地搞腐败。不去消除现实的不和谐，和谐社会又是腐败温床。
造成“六四”的三种不和谐
“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国社会种种不和谐所造成的结果，又是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和谐的原因。造成“六四”流血事件的原因，在种种不和谐中主要是三种不和谐：
第一，人民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被政府叫做“动乱”。
社会上出现多种声音，协调平衡，才是和谐。和谐是包容一切，不是压倒一切。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许发一种声音，固然没有不和谐了，但也无所谓和谐。政府压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人民不能发出多种声音，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不和谐。
第二，人民反抗镇压，被政府打成“反革命”。
有革命才有反革命。政府以“革命”自居。革谁的命？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一九四九年以前，三座大山是革命的对象。推翻了三座大山，还要革命，谁是革命的对象？
革命已经过时了。既然没有革命的对象，只能到人民中去寻找“反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革命，也是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六四”流血事件还是由“革命”逻辑所制造出来的“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不和谐。
第三，人民提出“反腐败、要民主”的政治诉求，被政府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政治问题只能从政治上解决。政治问题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破坏了规则。好像打桥牌，桌子上的牌不能压倒对方，邓小平忽然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张牌来。虽然压倒了对方，很不光彩，丧失了信义。同不讲规则的人怎么打牌？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遵守政治问题从政治上解决的规则。中国政府历茯O不守规则的。所谓计划经济，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实际是指令经济。还有，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无非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其他方面，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问题，当然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而政治问题又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是中国社会最恐怖的不和谐。
由于“六四”流血事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造成“六四”流血事件的三种主要不和谐至今依然存在。
政府与人民的极大不和谐
中国的新闻、出版只许发一种声音，人民发出的多种声音被政府叫做“杂音”；出现了“杂音”，不是停刊整顿就是禁止发行。对于自由传播信息的互联网，则设置网络警察。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六四”以后制定的《游行示威法》，实际是《反游行示威法》。人民申请的无数次游行，没有一次得到批准；而政府怂恿的反美示威，非但不需要申请，还用大客车把人送到美国大使馆门前去扔石头。最近的反日游行示威，更是鲜明的对照。当政府怂恿反日示威时，游行不需申请；当政府压制反日示威时，游行就要抓人。在中国，新闻、出版、集会、游行不是表达人民的意志，而是表达政府的意志。
现在，“反革命罪”换了名称。一九七九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罗列了“反革命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六四”以后，就是根据这种举世罕见的法律判处了一批所谓的“反革命暴徒”。一九九六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反革命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确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确为颠覆国家政权是有罪的，事实上，如今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与从前判处“反革命罪”完全一样，都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极大的不和谐。
中国政府仍然是不守规则的政府，贪污腐败就是各种各样不守规则的行为所导致的综合病症。名为市场经济，却不守市场规则。政府操控股市、楼市，盘剥百姓，而文化教育却运用市场规则，变成了盈利事业。最不守规则的还是政府，无视宪法和法律。
一九八九年后，围绕“六四”流血事件，人民要求公正解决，政府坚决拒绝改正，这就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症结。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从第二代经第三代到了第四代，当年的责任者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下台。当今的领导人为什么非要继承这一血腥的遗产？“反革命暴乱”已被悄悄地改称“风波”或“事件”，可见并不理直气壮。为什么不彻底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六四”流血事件的发生，就因为脱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六四”流血事件的公正解决，必须遵循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不是共产党作个“平反”的姿态就能了结的。胡锦涛说，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很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请首先在“六四”流血事件上体现出来。
中国政府在批评日本政府时提出“以史为鉴”。日本人杀中国人当然要“以史为鉴”，中国人杀中国人更加应当“以史为鉴”。中国政府拒绝向人民道歉，有什么资格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
国共两党结下了血海深仇，再加五十六年的隔海对峙，如今可以握手言和。共产党和人民的不和谐为什么不能公正解决？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不能公正处理“六四”流血事件，且不说与人民不能和谐，连自己的内外政策都不能和谐了。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公正处理“六四”流血事件开始！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波士顿纪念“六四”十六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导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