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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民主社会机制的合理性
从5月26日毅然离开中领馆到7月8日拿到澳大利亚的保护签证，陈用林说这期间的43天令他终生难忘。
出逃之前陈用林不是没有考虑到会有挫折，但澳洲移民局接到庇护申请后当即与中领馆联系，申请如此快就遭到拒绝，却是他始料未及的。递交申请后第五天，澳洲外交部派一名官员找到陈用林，告诉他政治庇护申请已被拒绝，保护签证是绝对不可能的。来人劝陈回中领馆，另外给他几个选择：离开澳大利亚，在海外重新申请；商业、技术移民；申请旅游签证。这几个“方案”，没有一个能让陈及其妻儿的生命得到保障。陈用林说他当时很绝望，“我意识到别无选择了，只有往前走才能拯救自己。”
陈用林回忆，6月4日他站在悉尼市中心的马丁广场当众宣布脱离中共，那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一刻他看到了民主自由的理念在西方社会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在此之后，他又亲眼目睹了西方媒体如何监督政府，印证了民主社会机制的合理性。
领馆里面没有自由
外人看来很风光体面的领事生活，对陈用林来说跟囚徒没有太大区别。
为了互相监督，领馆官员都得住在一起。馆内装了很多摄像头，24小时录像。除了在领馆附近散步，外出活动要两人以上同行，单独外出，哪怕是从澳领馆到唐人街，去见一个人，到银行办点事等，都必须事先征得领导批准，回馆后再向上级口头或书面汇报。工作人员基本上不允许有私人朋友，不允许带外人进内。私下跟人来往就有假公济私，甚至出卖国家机密的嫌疑。级别高的官员，包括总领事，副总领事，他们就更是小心翼翼了。
陈用林说领馆里面还经常开会，讨论领会中央很多的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近期每星期必须抽出半天时间进行“保鲜”教育。所有重大事件上面会下来一个表态口径，大家都得背熟了，出了问题就要受到批评，处罚。
海外华人有两个政府
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只要曾经生活在中共的统治下，思维、血液里多多少少渗透了中共邪恶的成分，他们一边对残暴的中共高唱赞歌，一边却对所在国的政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破口大骂，用陈用林的话讲，这是华人的悲哀。到了自由社会，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陈认为导致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除了国内的洗脑外，还因为中共不断加强它对海外华人思想的控制。
关于中领馆对海外华人的控制，陈用林披露主要有几个手段。
第一，以加强华人团结为由，没有社团的地方建立社团，有小社团的地方弄成大社团；推动成立学生会，授意任命学生会头目，然后通过操控这些社团来控制整个华人社会。你以为是加入了一个华人社团，实际上已经在中领馆的掌握之中了。
比如中央代表团要来，上面的要求是“看不见，听不见”，就是现场不能出现法轮功、异议人士的抗议。给学生会点好处，包括活动经费，留学生奖学金，请他们的头目来领馆看演出，参加领馆的活动，学生会的人就去列队欢迎，主要是来捣乱异议人士的抗议活动。
第二，控制媒体。海外华人媒体通常规模很小，很难保持独立性，通过诱惑、打拉和渗透，控制其舆论。
第三，打压异议人士，“挤压其生存空间”，这也是身为政治领事的陈用林主要负责的工作。中共将五类人视作是对其政权的威胁，称之为“五毒”，包括法轮功、民运、台独、藏独、疆独。
陈用林认为，长期控制的结果，让很多华人感觉到有两个政府，而中共政府比当地政府还要厉害。
傅莹的“洪水”之说有两层意思
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曾就陈用林出逃一事发表言论，说如果澳州政府给陈签证，就像打开洪水的闸门。陈分析傅莹的说话两层意思，首先是恐吓澳洲公众，中国会有大批人进来，另外也证明了堂堂的大使对中共没有信心。
据陈用林了解，中国驻外人员大多对中共体制不满，有出逃的想法。包括傅莹本人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也是言不由衷的。傅莹的父亲曾任内蒙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遭到迫害，之后病重而死。傅莹曾慨叹当年被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时所受到的饥饿、寒冷、极度的体力超支，精神压力和政治压力。傅莹后期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当过翻译，受到这些中共元老的器重，很快就青云直上，1999年当了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女大使。陈用林希望这个跟他有类似童年经历的大使不要再干违背自己良心和理念的事，早日脱离中共，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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