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全球华人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共国上海陵园已经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然而，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共政权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搞得轰轰烈烈，如何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正确解读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抗日历史，对曾经扮演汉奸国贼角色的共产党而言，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按照中共篡改过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一九四五年六月的八年抗战期间，国军少将以上将军，共牺牲一百一十五人；其中上将八人，中将四十二人，少将六十五人。但国民政府何应钦参谋长的数字却是，阵亡将领二百零六人，伤亡军人三百余万。事实证明，不论中共如何故意缩小国军抗战的功绩，它还是无法抹灭中国军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所作出的牺牲。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人企图歪曲、颠倒、抹杀、遗忘抗日英雄业绩的卑劣行为，都是真正的国耻，都是对全民族的犯罪。然而遗憾的却是，共产政权为了其政治需要，至今仍在篡改历史，其中尤以战犯问题耐人寻味。 一九八一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共产官方悼词虽然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他们却没有忘记把这位昔日抗日疆场驰骋杀敌的战将盖棺论定为“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四十三名首要战犯的名单，其中还包括了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抗日名将。
杜聿明同三百五十四名国民党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还先后关押过九百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七十一名伪满战犯。这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们，在抚顺监狱屈辱地同日本战犯一起接受共产“改造”。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共产中国，总共关押过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其中一千零一十七名在一九五六年分三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四十五名也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并于一九六四年四月全部被释放回国。然而，国军抗战将士和他们的亲人却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莫明其妙地被判处死刑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直到今天，改造国民党战犯仍然是中共国宣传吹嘘的莫大功绩，杜聿明、黄维等因此也必须违心地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了千秋罪人”，“抚顺战犯管理是最值得怀念的地方”。
对于攫取了政权的中共党匪而言，中国的抗战将士同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相比，岂止是划等号，甚至更加邪恶可怕。他们不但借由共产法律严厉惩罚那些昔日的英雄人物，而且还从道德上的极力贬低抹黑。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就因为参加过戡共产之乱，就被恶意地描绘成匪、贼、寇。党国御用作家吴强在其长篇小说“红日”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
在中共国那种政治氛围里，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然而这却是一种使中华民族蒙羞的“不奇怪”。对中国民族来说，张灵甫绝对不是罪恶累累的罪人，他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尽管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是一位顶天立地效忠国家的英雄军人。然而，令人遗憾的却是，在今日中国的英烈祠中，张灵甫们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事实上，在共产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岂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供奉的抗战殉国将士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手书“忠烈祠”并供奉的三次湖南战役牺牲将士牌位，都先后被销毁。就在这英雄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日本鬼子已经被赶走，殉国者竟连供奉个牌位都不被允许，确实荒唐之极。然而，这荒唐却名正言顺地存在，以致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中共国内务部关于抚恤工作的(58)内优字148号批复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不需要、不应该由我们去抚恤”。面对此情此景，中共国人在此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会对共产匪头关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义愤填膺表演作何联想呢？他们是否会若有所悟地反问一句，作为自称代表中国的政府，你们究竟打算如何来告慰为国捐躯的百万将士在天之灵呢？
今天，共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中共国里，御用文人对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史确实难以下笔。因为，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离不开军统。可在中共的宣传语言里，军统几乎就是邪恶的象征。位于重庆歌乐山的革命纪念馆，竟然被中共命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中共党宣部门撰写的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
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它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昔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中国的年青一代，实在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对日作战的功勋，绝对不应该罗织“反共”罪名一笔抹杀其功绩。
另外，中共诬蔑国民政府对日抗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投降主义，也是不附和历史事实的。昔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占据东三省，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理由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失地可耻，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战败，也在所不惜。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中共在国内发动叛乱，割据一方，自建俄属的苏维埃国家，蒋介石为排除心腹忧患、凝聚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只能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高瞻远瞩的策略。
历史记录显示，当时喊出爱国口号力求速战的政客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后来组建南京伪政权的汉奸汪精卫和跑到延安养精蓄锐、托庇俄国保护的毛共匪帮，都曾假惺惺地以形左实右伎俩喊出过激进的抗日口号，然而它们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削弱国府实力，乘乱壮大自己、夺取政权。有关“攘外必先安内”之说，中共国人也许更容易理解：自江泽民上台以来，共产当局一直以“稳定高于一切”推行其亲俄的卖国外交，如果由此联想，中共对当时国府抗日策略的栽赃也就不攻自破了。
还有，中共篡改的历史一再吹嘘，是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才拖垮了日本，这也同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附和。事实是，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国民政府就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后来又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从而为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当年，苏联抗击德军入侵也曾采取此一战法，中共甚至盛赞斯大林英明伟大，但它对自己国家合法政府的同样作为，却贬之以“大溃退”，岂不是自打耳光、自己否定自己。
事实上，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消极抗战过；正因为这样，蒋介石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抗日主战场也始终按照国军的意志在进行调度。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就歼敌三万三千人，第二次长沙会战，又歼敌四万八千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再毙伤敌人五万六千人。三次长沙会战，同共产党吹嘘的它那唯一的一次平型关大捷歼敌一千余人，简直是天上地下。
中共国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称，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有一百二十九名，然而它却不敢说清楚，其中只有三名日寇将领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由此可见，中共宣传的所谓“国民政府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乃是彻头彻尾、别有用心的谎言。
历史清楚地记录着，就在巴黎屈服、希特勒铁蹄蹂躏欧洲、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日军横扫东南亚、伦敦、莫斯科陷入苦战之际，重庆还在战斗。这说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屈的国家，其人民是不屈的人民。 当时，南京是沦陷了，重庆成了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寇要想鲸吞中国，就必须攻占重庆。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在日寇称作“重庆大轰炸”的空袭中，它总共出动飞机九千五百一十三架次，投弹两万一千五百九十三枚，炸死重庆市民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九人、伤一万四千一百人，炸毁房屋一万七千六百零八幢，此外还有三十所学校遭到轰炸。重庆没有因此而屈服，中国也没有因此而屈服，重庆精神成了抗战胜利的象征、成了中国人的骄傲。然而，中共颠倒了的抗战史却将这一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重庆精神尘封了整整六十年，胜利后树立在陪都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也被中共改建成了它的什么“人民解放纪念碑”。在此，共产党匪仇视国人抗战并视日寇为其再生父母的心态，可说是完全表露无遗了。
不过，胜利终究是属于为之浴血奋战的英雄人民的，无论中共匪为其政治需要如何歪曲、颠倒伟大的抗战史诗，中国人每逢日寇投降纪念日，还是不忘欢呼庆祝。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近十多年来，中共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中国人参与了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回来”的运动。他们岂止是呼吁，而且身体力行：举办研讨会、撰写回忆录、发表评论文章，拍摄抗战历史巨片，坚定不移地要把抗日英雄为民族、为自由、为生存而战的伟大功勋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面对华人舆论与日俱增的“还史公道”民意，或者是为了宣传共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需要，昔日那些一贯亵渎伟大抗日精髓、窃取抗日光环美化自己的共产土匪们，也不得不偷偷地作出了退让。中国人完全可以相信，被颠倒了的历史一定会颠倒回来，中华抗日英雄们建立的丰功伟业必将永世流传，而且将因此激励中华民族自豪地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写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