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三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即中产阶级的财富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产阶级没有群意识，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没有参加公共事物的管道和能力。这使得中产阶级的依附于政府权力的增长不足以在短期内促使中国的政治变革。
她说，“这种观点也不是今天才有，在中国已经产生了20多年，从改革之初就一直这么说，包括本人80年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坚信这一点。但根据后来几年的研究和观察，发现这个想法不适用中国，我在90年代后期写了不少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
何清涟从三个方面论证她的观点：
1, 中国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依附
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生长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目前除了那些大的城市，就是四个现代化橱窗，还有省会城市，它们有一些高科技、新兴产业，它们的白领跟政治权力稍微疏远一点，其它的一般层次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政府工、国有垄断企业的成员。从全国来说，这是大多数。包括一些地方的技术精英，他们的经商致富很多都是靠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个人结合，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利润，这一点从房地产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中国中产阶级没有群意识
“中产阶级”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包涵着一些政治和社会内涵。经济上要达到某个界点，这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但中产阶级要有一个群意识。由于对权力的依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群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3, 没有参加公共事物的管道和能力
中共政府没有给中产阶级任何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他们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不能通过自己的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言。
他们和香港的中产阶级不一样。香港的中产阶级反对23条的时候，有律师工会、教师工会、新闻从业人员工会等等，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组织，包括工会都可以去发言，由非政府组织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表达他们群体的利益诉求，但中国现在显然没有这样的管道和能力。
中共的〈社团法〉修改后，更是严禁结社。因为没有管道和能力，没有这种群意识，他们（中产阶级）甚至没有这种愿望。
何清涟最后总结表示，讨论某个阶层的时候一定要考察他们有没有群意识和参与社会公共事物能力，如果仅仅是经济上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准，而群意识没有觉醒，不能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成熟了。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产阶级的依附于政府权力的增长不足以在短期内促使中国的政治变革。
(大纪元记者鹿青霜郭若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