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统的“饮食大国”，中国的“饮食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中餐馆也遍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每一角落。在这中餐饮食文化发源地的中国自然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在中国文化里，朋友之间为增进友谊，消除误解，而一起吃饭是一种很好形式。现在地方长官为接待来访的上级也常设宴招待。同时相互请客吃饭也延伸到国际交往中，如设国宴“回请”等。
自中共建政后，地方官员中的吃喝风大盛。中共中央虽多次明令禁止，但此风仍愈演愈烈。我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因工作关系在一个很穷山区县委食堂用餐，有一天，餐厅突然宣布开晚饭时间延后二、三小时，我很不解，后来看到一些人把食堂全部窗户封死，原来是县委要一些领导干部在此宴会，怕吃饭还吃不饱的县里居民、农民看到，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所以不得不把窗户临时封死。
所以，我当时想，至少在这一点上，中共是继承了这一中华文化中的“光荣传统”。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大增，当然公费请客吃饭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寒碜”，规格也大为提高，肚皮里存的各式东西愈来愈多，对饮食要求也就不能停留在鸡鸭鱼肉一般饮食水平，而要有“特色”、“明堂”。
随着经济发展，公费宴请渐渐不能只求满足口福，还得使“吃客”们得更多些物质利益。遂从八十年代开始，送一些公文包、笔记本、原子笔等“办公用品”。但这些东西毕竟用途有限，一个人有二个三个就够了，多了也无用。主人们开始想到为“宾客”们送“红包”，反正钱是多多益善，谁也不会嫌钱多咬手。到九十年代，公费宴请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了使“贵宾”能一尽娱欢，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不少增加“三陪小姐”助兴的内容，有的甚至请了妓女为“贵宾”助兴，致使其更好完成“任务”。主人们也能理解一些贵宾想说又不好说的“意愿”，这些费用也可以以“正大光明”的理由公费入帐。
这里，请客吃饭以对上级派来的检查团和产品工程质量验收团为最多。主人在此都有求于客人，一是希望他们上、下为自己掩盖，并求其“上天宣好事”；一是请他们手下留情，并美言几句。最后大家都在唇滑舌赋和微醉半醺中，握手道“友谊”，落得个“皆大欢喜”。
大概在一九九三年初，不知那位知内情的，大概与中央统计局有点内线的好事人，透露出九二年的公费吃喝达1千亿元。这消息传出，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在群众中议论纷纷。中共中央遂又一次提出公费宴请的标准和几个不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费吃喝仍然逐年攀升，于少在2000年已达2000亿元的巨额。所以，有人说：“中国一年要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到现在，中国人也逐渐麻木，不像90年代初提出一千亿元数字时那么激动人心，议论纷纷。因为他们也知道，这股吃喝风是谁也制止不了的，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
如果把这年耗2000亿元的钱用于扶贫或贫困山区教育的话，我想一年就能解决大问题，使贫困地区收入增加一倍，使中小学教育遍及贫困山区。
但这些只能是美丽的梦想，因为他们是为“革命”而吃，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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