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2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藉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爱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它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二）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20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产值占全世界的27%；民国11年时，GDP仍然达到12%；中共建政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还不到4%。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 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
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
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四）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摘自《九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