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0年，以前曾经谦逊和零散的对使用原子弹的质疑开始成为反对这个决定的猛烈炮轰。那些挑战者被称为“修正主义者”，这是不适当的。任何获得相当新证据的历史学家都有义务修正他对相关事件的看法。这些挑战者最好被称为批评家。
批评家们有三个共同的根本前提：第一，1945年的日本已经大势已去无可救药。第二，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并打算在1945年投降。第三，由于截获的日本外交情报，美国领导人已经知道日本就要投降，仍然实施了不必要的核轰炸。批评家们争论的只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人做出扔原子弹的决定尽管日本投降在即。
最有挑衅味道的观点是华盛顿有意要威胁克里姆林宫。在美国社会的重要阶层上，国外可能更是如此，批评家的解释往往和传统观点相左。
1995年在史密森尼亚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展览了美军B-29 型“埃诺拉•盖伊”号（Enola Gay）轰炸机，并引起对这个事件的激烈争论。当时就是它载着原子弹从这里飞往广岛并扔下去的。那个冲突凝固了许多人对相互竞争的观点的理解。然而，从那以后，一系列新的解密档案和出版物加深了我们对1945年8月事件的理解。新的证据要求对辩论的用词进行严肃地修正。新发现中或许最有趣的特征是新发现让杜鲁门总统专门挑选不公开为自己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辩护成为关注焦点。
当学者们开始研究1960年的档案记录，有些人凭直觉正确地发现1945年提供的杜鲁门和他政府中其他成员对决定过程的描述至少说是不完整的。这些学者推断说，如果杜鲁门拒绝完全公开他的思想，肯定是因为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的真正基础会破坏或甚至让他的决定非法化。对这些批评家来说好像没什么不可信的，对几乎任何别的人可能一样---美国政府有合法的原因在当时掩盖事实真相，或持续掩盖用来支持或解释总统决定的有力证据。
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我们从日本和美国获得许多新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新证据包括秘密无线电情报材料，其中说明问题的是杜鲁门总统及其政府面临的痛苦的两难困境。在向公众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他们有意识地省略了最好的证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严格的安全限制保护无线电拦截中，情报的接受者包括总统本人都被禁止拥有情报文件的副本，更不允许在任何时候或在其回忆录中公开谈及这些内容，不允许保存已经看过的任何记录或从中得出的结论的记录。除了个别的例外，他们遵守了这些规定，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争之后。
整体来看，丢失的内容就是二战“极度秘密”（1974年弗里德利克•威廉•温特伯森（Frederick William Winterbotham）破天荒的书用了这个标题）“Ultra”这个名称指庞大和高效的盟军无线电情报组织，它们秘密地为高级政策决策者提供大量的情报。认真的监听站能从空中收到数百万的密电码。密码破解人员将其转换成真正的文本。这个工作的进展是惊人的，到1945年夏天，盟国电台情报每个月光从日本帝国军队破获的情报就有上百万条，从帝国海军及日本外交官的情报数千条。
如果原始截听到的情报不能正确的翻译和分析或传达给需要知道的人员，所有这些努力和专长都将浪费掉。这就是后来珍珠港发挥的作用。就在灾难性的突然袭击之后，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认识到无线电情报的成果没有适当地利用起来。他派专门从事票据事务的高级律师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Alfred McCormack）负责管理、分配从Ultra得来的情报的任务。麦科马克设计的系统要求汇集所有无线电情报于一小群特别聪明的人，由他们将潮水般涌来的情报归类、整理每日做成简报呈报决策者。
到了1942年中期，麦科马克的机构已经演化成为日常例行程序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起作用的系统。每天，分析人员准备好三套誊写好的新闻简报。官方信使携带密封文件袋将每份简报摘要分送给华盛顿地区的小部分权威人士。（他们也回收前一天的材料进行销毁除了存档的一份外）每套简报的其中两份送到白宫，呈交总统和重要内阁成员。其余的送到经过仔细挑选的文武官员手中，包括陆军部，海军部，英国参谋部，国务院。同样有趣的是没有资格看这些绝密简报的人员名单：副总统，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个别人之外的任何内阁成员，战略服务部或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参与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的人员，从上校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以下都不行。
这三套每日简报被称作“Magic”外交简报，“Magic”远东简报，和欧洲简报。（“Magic”是个美国陆军信号官创立的电码字，他称呼自己的电码破解人员为“magicians”魔术师，他们的成果为“Magic”。“Ultra”这个词来自英国人在历史学家中非常流行，但是在1945年 “Magic”一直是美国人对无线电情报的设计，尤其是关于日本人的情报）“Magic”外交简报包括从世界各地外交官截获的情报。“Magic”远东简报提供关于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情报。欧洲简报和远东简报在覆盖面上相仿。每份简报读起来就像新闻杂志，有标题有简讯，往往包含详细的截听来的情报引语和评论。评论是关键的，因为阅读的人都不能保留看过的简报，是由编辑来解释每天的发展，组成整体的轮廓。
当战争期间完整的“Magic”外交简报在1978年首次对公众开放时，情报中包含大量经过编辑的段落（基本上白色抹去）。批评家们有理由询问这些空白是否掩盖了关键内容。1995年公布的没有修改的完整资料显示这些修改的地方确实包含重大内容，不过不是关于原子弹的使用。相反，修改的地方掩盖了让人尴尬的事实：盟军无线电情报监听的不仅有轴心国的情报而且还包括30多个国家包括像法国这样的盟国。
比如，外交监听包括那些驻在日本的中立国的外交官或专员。批评家们特别指出从1978年解密的这个收藏品中的一些零碎的情报，但是完全解密后，我们了解到只有三四条情报显示和平妥协的可能性，只有不到13条确认的情报认为日本完全有意血战到底。批评家攻击的弹药还包括位于欧洲的一帮日本外交官从瑞典到梵蒂冈，试图成为和平人士，积极与美国官员的接触。正如“Magic”外交简报编辑在战争中正确地向美国决策者表明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除了我们马上要谈到的一个之外）拥有实际的职权代表日本政府行动。
东京核心内阁授权日本唯一一次官方的外交主动行动。日本人为这个核心内阁起了个外号叫“六巨头”，因为它包含六个人：首相铃木贯太郎（Kantaro Suzuki），外相东乡茂德（Shigenori Togo），陆军大臣阿南 惟几（Korechika Anami），海军大臣米内光政（Mitsumasa Yonai），帝国陆军参谋长重光葵（Yoshijiro Umezu），帝国海军参谋长豊田副武（Soemu Toyoda）。在绝密的情况下，六巨头同意在1945年6月与苏联接触的办法。这里不是请苏联人传递“我们投降”的口信，而是，它企图寻求苏联人作为调停者协商谈判一个让六巨头满意的终止战争的办法，换句话说，让主导的军国主义分子满意的和平条件。他们的最低目标不是仅限于确保保留天皇制，还坚持在日本保存他们统治的旧的军国主义秩序。
这个主动的管道是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Naotake Sato）。他与外相东乡茂德联系，多亏密码破译，和美国决策者协商。佐藤尚武大使在截听的情报中显示是个犀利可怕的盘诘者，无情地撤去整个事件的历史拙劣虚弱的面纱。佐藤尚武马上告诉外相说苏联人决不会站在日本立场上忙碌。外相东乡茂德只能坚持佐藤尚武大使必须执行命令。大使要求知道政府和军方是否支持缓和姿态，以及它的合法基础是什么，毕竟，日本官方的立场，1945年帝国会议采取的立场得到天皇批准的，是血战到底。大使还要求表明具体的终止战争的条件，否则这个努力不会被认真对待。外相含蓄回应说“指导力量”和政府已经授权这样做，他没有也不可能声称军方总体上支持这个行动，或者血战到底的政策发生改变。确实，外相还加了句说“不过，请你一定记住我们不是寻求俄国调停像无条件投降的。”
这个最后的评论引发激烈的争论。批评家已经正确指出副国务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Grew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和重要日本问题专家）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建议杜鲁门总统保证保留天皇制对于赢得日本投降至关重要。批评家们还指出只有美国做出这样的保证，日本才有可能投降。但是当外相告诉大使日本不是寻求无条件投降时，大使迅速回电“鼓动无条件投降条件是天皇制保存”，正如“Magic”外交简报编辑对美国决策者清楚说明的那样。引用“Magic”外交简报1945年7月22日，外相非常坚决，美国决策者自己能够看出来外相拒绝大使的建议，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保证天皇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任何理性的人看了这个双方来往的函件后都会得出结论：修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来包括一个保留天皇制的保证都不能赢得日本的投降。
外相的最初信号---表明天皇自己认可争取苏联调停的努力并准备派自己的特使，引起“Magic”外交简报编辑和副国务卿格鲁的注意。由于格鲁向总统建议天皇制的重要性，批评家认为他是个明智顾问的角色。截听证据揭露的是格鲁回顾了日本人的努力认为这个努力很可能是麻痹美国人的伎俩。这个观点得到美国陆军情报主管克莱尔顿•比斯尔（Clayton Bissell）上校的认可。他们认为天皇表现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以免有人对格鲁的心态有所怀疑，晚至8月7日，广岛轰炸的一天后，格鲁起草的备忘录里面拐弯抹角再次提到无线电情报证明他的观点东京离和平还有很远。
从1951年海军部长詹姆斯•佛列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部分日记出版开始，外交简报的部分内容被披露出来，几十年来，批评家们都集中在这些东西上。但是1990年代披露的没有改动的完整 “Magic”远东简报补充的外交简报表明这些外交情报简直就是军事截听洪流中的小水滴而已。
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情报的片段毫无例外的揭露日本的武装力量决心在本土进行一场对抗盟军攻击的大决战。日本人称为“战略决定行动“（strategy Ketsu Go）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的：即美国政治家会愉快地协商结束战争的方式，远远比无条件投降更加慷慨的条件。Ultra情报显示日本人对美国军事计划的了解更加让人担心。截听情报显示日本已经准确地预计美国部队1945年11月准备登陆的地点九州南端（Southern Kyushu）。美国计划从九州攻击表明坚持军事原则。那就是攻击部队要超过防守部队的三倍之多才能确保在可以忍受的代价下取得胜利。美国人估计在登陆日，日本人可能只有驻扎九州地区六个师中的三个师的兵力，而美国可能用九个师的兵力强攻上岸。这个估计允许日本从全国调集2,500 到 3,000 架战机迎接进攻。美国的空军力量将是这个兵力的四倍。从7月中旬以后，Ultra截听情报显示日本在九州大量集结部队，日本地面武装力量超过了原先预计的 1比4的比例。不是部署在九州的三个日本师对付9个美国师，他们有10个帝国陆军师再加上额外的混成旅。日本空军也超过原先估计的1比4的比例，不是 2,500 到3,000架日本战机而是6,000 到10,000架战机。一个情报官员评论说日本防卫部威胁说“我们要增加力量直到敌我双方兵力对比1比1让他们根本无法成功登陆。”
与公布的无线电情报相呼应的是联合参谋部在10年前公布的文件。从这些文件中，非常清楚看出联合参谋部关于进攻日本根本没有真正的一致意见。马歇尔将军领导的陆军相信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时间。因此马歇尔和陆军主张进攻本岛作为快速结束战争的方式。但是海军长期以来的观点是赢得美国战争目标的关键因素是伤亡人数。海军相信进攻日本本土将让美国人承受相当人员损失的代价，因此相信封锁和轰炸是最好的策略。
情况变得比原先预料的更加复杂，因为海军选择推迟针对两种战略的最后摊牌。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Ernest King）1945年4月告诉他联合参谋部的同事他不同意进攻日本。他只同意联合参谋长签署马上进攻的命令以造成秋季选择。但是金预言联合参谋长将修改进攻是否是个聪明的决定是在8月还是9月。同时，在冲绳沿岸进行的两个月的惨烈战斗大量神风队员自杀式攻击让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茨将军（Chester Nimitz）相信他应该收回至少进攻九州的支持。尼米茨以非常秘密的方式告诉金他观点的改变。
8月，Ultra情报显示促使陆军和空军就进攻问题摊牌。8月7号（广岛轰炸第二天，没有人料想这么快就投降），马歇尔将军对数星期来不断增加的 Ultra情报证据做出反应，询问即将指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进攻的麦克阿瑟将军11月如期进攻九州是否合适。麦克阿瑟令人吃惊地回答说他不相信无线电情报。他强烈敦促进攻如期进行。（这碰巧也摧毁了后来有人认为麦克阿瑟认为日本人在广岛轰炸时准备投降的说法）8月9号，（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的日子）金召集马歇尔和麦克阿瑟两将军的不同观点并将它们送往尼米茨。金告诉尼米茨提供他对进攻九州可行性的看法并抄送麦克阿瑟。
显然，从5月以来的发生的事情没有改变尼米茨认为奥林匹克行动是愚蠢的观点。Ultra情报现在让除了麦克阿瑟以外的任何人都认为进攻是卤莽的行为。但是金没有给尼米茨回答定下最后期限。日本于8月15号投降让尼米茨避免开始可以肯定成为整个战争中最为激烈的多军种联合作战。
这个证据表明的是传统主义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有个意外。即使完全谨慎小心，任何历史学家都应该任何时候在提出自己没有参加的历史进程发表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明白长期以来认为奥林匹克行动肯定出现的看法是错误的。杜鲁门在1945年6月对奥林匹克行动不情愿的批准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基础上，联合参谋长提供这个行动作为他们全体一致的建议。（金和马歇尔一起赴会，很可能因为他觉得进行摊牌时机还不成熟。当然，他确实对杜鲁门总统评论说任何授权进攻的命令以后还可以取消）由于海军收回对行动的支持，冲绳的惨烈伤亡，让人吃惊的日本在九州大量集结兵力的无线电情报，奥林匹克不再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个证据同样也显示奥林匹克行动的取消不是因为觉得不必要了，而是因为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任何人当时作为总统不下命令使用原子弹都是不可想象的，不管当时的总统是罗斯福（FDR），华莱士（Henry Wallace），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杜鲁门还是杜威（Thomas Dewey）。日本历史学家披露另一个重要材料。8月6号广岛轰炸后，8号苏联对日宣战，9号天皇在大阪介入政府争吵不休的局面决定日本必须8月10号一早投降。日本外相当天向美国发布消息说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考虑到宣言并没有包含任何对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偏见和特权的要求。”这个，正如批评家后来确认的那样，不仅是谦恭的请求，天皇保留作为名义国家元首的角色。正如日本历史学家在战争数十年后强调的，“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没有妥协余地的要求作为投降的前提是美国答应的要求，天皇对占领改革和持续维护日本旧有秩序有否决权。幸运的是，国务院的日本专家马上意识到这个语言的真实目的，并传达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他正确地坚持这个花招必须被戳穿和否定。这个花招进一步强调这个事实：一直到最后，日本人在追求两个目标：不仅保留帝国体系，而且保留发动侵略战争让1千7百万人失掉生命的日本旧秩序。
这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已经延迟了的争论。以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为代表的几个美国历史学家强烈坚持任何对太平洋战争结果的评价都必须包含在日本占领下的亚洲人民每延长一天伤亡都要增加的可怕后果。纽曼计算出来在在战争持续期间，每个月就有25万和40万之间的亚洲人，绝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死亡。纽曼等人反驳那些指责杜鲁门决定的人，怎么能够关注侵略者国家非战斗人员的伤亡而同时无视受害者国家更加庞大的非战斗人员的伤亡呢。
还有很多情况加深我们对1995年争论的理解。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批评家的三个基本前提都是错误的。日本人没有认为他们的局面已经不可救药，他们并没有寻求投降，而是追求谈判途径以维持日本旧有秩序的结束战争，不仅仅保留名义上的天皇。最后，多亏了无线电情报，美国领导人在根本不知道和平来临的情况下，明白“只有在日本领导人认识到进攻不可避免的时候，才有可能接受任何让盟军满意的投降条件。”正如1945年7月"Magic"远东简报在回顾了军事和外交截听消息后的一条分析说的那样。这是无法修改的，作为简洁准确的对1945年夏天军事和外交现实的总结。
美国舆论中重要方面的所谓的传统主义的观点的替换或改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同样的，也需要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消除在1960年代兴起，到1980年代盛行的批评正统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对1945年现实的更加丰富的了解。但是时钟在一直走个不停。
（译自：“Why Truman Dropped the Bomb” by Richard B. Frank，The Weekly Standard, 08/08/2005, Volume 010, Issue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