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记者不报道，地方官员就可以隐瞒矿难，勾结矿主，草菅人命，由此可见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只要地方官员给钱，记者就可以不报道，装聋作哑，粉饰太平，由此可见某些新闻媒体的脆弱性和虚伪性。重要的东西而又脆弱、虚伪，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我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问题严重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这些记者没有职业道德，甚至没有做人的良心，人们怎样咒骂都不为过。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数百名记者怎么都这样呢？难道上帝专门挑拣灵魂堕落的人来中国做记者？
从思想深处检讨起，你会发现这些记者普遍地缺乏职业荣誉感。我相信原本并非如此，尤其记者又是极容易激发荣誉感的职业，很多人在入行时都带着几分敬畏、自豪和憧憬，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揭露真相、匡扶正义的名记者。但是很快他们会发现，在很多地方，真正有分量的舆论监督稿件难以见报－－有些地方还规定须被监督对象签字才能见报，诸位想想，那些肯花二三十万元来“封口”的地方官员和矿主愿意签字吗？一些肉麻的表扬稿却里外讨好，欺软怕硬的报道倒是可以大肆炒作一把，慢慢地，他们也就丧失了激情，迷失了方向，没有了荣誉感，变成了混混儿。
也有一些坚持理想的记者，要良心不要红包，做了一些对得起职业道德的报道。但是他们也常常受挫－－记者不被收买，却难保编辑不被收买；编辑不被收买，却难保主任不被收买。我所在的报社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记者拒收红包揭露了一家公司造假行为，公司却以数十万元广告费来收买报社，报社亦出淤泥而不染，结果公司搞定了更上面的人，一个电话，文章就没能见报。报社和记者都惊呼:早知如此，还不如收钱算了！
从“理性的经济人”的角度看，如果一个记者拒收红包能够带来职业荣誉，又能因职业荣誉带来更高的收入；如果一家报社能够通过清正廉洁、客观公正而带来发行量，又能通过发行量带来更多的广告，那么记者和报社为什么要做收受贿赂这种“亏本”的生意呢？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么收受贿赂至少可以挣点现钱，为什么不收呢？能够拒绝的就只剩下少数顽固的理想主义分子了。
我曾经撰文比较新华社4名记者在山西繁峙矿难中收受贿赂案和《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案的不同。4名记者因“严重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损害了新华社的声誉”受到严肃查处；而《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和主管编辑因假新闻案引咎辞职，杰森·布莱尔虽然被报社开除，却有杂志高价聘他写评论文章、书商请他写书。这在我们的媒体上呈现为现代商业社会的笑话，但是其背后却有严肃的一面，那就是:人们对他本人的灵魂堕落的兴趣，远不如对一家大报发稿制度上的漏洞的兴趣大。这与中国有些人总喜欢把好事都归功于制度优越、坏事都归咎于灵魂堕落的习惯很不相同。
我并没有为堕落的灵魂辩解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原因，可耻的行为总归是可耻的，而且应该受到惩罚。我尤其要对调查这起事件的记者表示敬意，揭露同行的丑闻往往需要更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