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九四八年，贾老愤青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户农家。
十二年制的高中毕业后，正赶上文革期间大学不再招生，贾老愤青不得不回返乡务
农。
一次全公社召开“四类分子”批斗大会，贾老愤青为了显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和对阶级敌人的极大愤慨，在批斗会中，狠狠地扇了一个据说是湖南出身的右派分子朱某人两记耳光，由于出手太重导致朱某人一颗门牙当即脱落，满嘴流血。但贾老愤青此举却得到公社革委会领导的赏识，不久被破格提拔为村革委会主任。
斗转星移，三十年后，右派分子朱某人却在邓伯乐的安排下，在京城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于是，贾老愤青对打朱某人的事后悔不迭，常骂自己有眼无珠，错失升官发财的良机。
虽然贾老愤青在此事上“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多年来凭着他的机灵和有奶便是娘的处世之道，还是捞到不少稻草。
七四年，年逾二十六岁的贾老愤青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清华学习；八九年“六四”前夕，已身为某知名大学副教授兼系党支部书记的贾老愤青，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形势可能对出国不利，匆忙以东渡日本留学为由跳上八十年代出国的最后一班车。
九六年，年近半百的贾老愤青从日本九州大学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时，正适日中关系不断恶化，贾老愤青审时度势，毅然放弃日本，移民美国，另辟蹊径。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十几年来，事与愿违。美国洋老的天下，洋话说得象扬州话的贾老愤青只能按着适者生存的丛林原理，老老实实地为资本家打工卖命。英雄无用武之地，贾老愤青失望之余，痛恨美国，更痛恨民主制度。
好在贾老愤青全家早已入美籍，儿子大学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在美国寻求发展，昔日踌躇满志的贾老愤青而今已然万念俱灰，除了隔空抒发爱国情怀，别无他求。
唯有一件事让贾老愤青时常萦怀，就是海内外的法轮功和“民运分子”们与美帝国主义遥相呼应愈演愈烈的“反共大和唱”。
一提起民运和六四，贾老愤青慷慨激昂表露自己的观点：搞民主国家必然会四分五裂，六四中共杀人是迫不得已，因为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不撤退，该杀！搞民运就不该逃走，逃出国的民运人士都不是好东西。王丹，乌尔凯西民运分子掌权比中共更坏，云云。
一提起中共建国后历史上对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贾老愤青则慷慨陈词地替中共辩解：共产党不是早已彻底纠正了错误，怎么还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不清，中共现在不是做的很好吗？
一提起美国，贾老愤青则歇斯底里地咒骂美国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小布什是世界最邪恶的领导人。当有人质疑他既然如此讨厌美国，为何还让独生子冒着生命危险留在是非之地，贾老愤青随即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提起伊拉克，贾老愤青则幸灾乐祸地嘲笑美国已经陷入了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讽刺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是假，抢夺石油是真。
一提起台湾，贾老愤青就随时有脑溢血发作的可能，恨不得亲手用核弹把台湾美国夷为平地以解心头之恨。
贾老愤青还常常把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说得一无是处，不如一党专制合理，当有人讥笑他为何不回去继续体验中共的专制暴政，老愤青当即勃然大怒，指责对方对其无礼之极。
在海外，打入不进当地主流社会的华人，或多或少都有贾老愤青这种变态心理，说爱祖国爱中共，都不是真心话，自欺欺人倒是事实。否则，中国中共若好得无比，中国人怎会背井离乡地跑到外国呢？
在海外，华人宁肯作被边缘化的二流公民，也要死迄白赖在异国他乡，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外国的确要比中国有许多优点。至少有自由民主，有讲理的地方，有生死病老可以依赖的社会保障。相比之下，中国有什么呢？只有贪官污吏和没有终焉的专制暴政。
贾老愤青的“爱国”情结，只能说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