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葡萄牙军事政变导致建立民主制度简介
现代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值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这时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画。这次政变是由一些领导“武装部队运动”（亦称作“尉官运动”， Movimeneo das Forcas Armadas，MFA）的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的。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了来自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军队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涌入街头，欢呼士兵，并且把石竹花（又名：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筒中。到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向葡萄牙的新军事领导人投降。第二天，他出逃流亡。这样，在1926年由与此类似的军人政变中产生的独裁终于寿终正寝了。而领导这一政权达35年之久的一位作风严厉的文职官员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却同葡萄牙的士兵们保持了密切的合作。
对葡萄牙“尉官运动”发动政变创出世界民主第三波，应注意如下要点。
第一点，政变的军官们，并没有“为民主而政变”的思想，你只可以说它是为反专制独裁或为权力而政变；总之是“为政变而政变”。这样的政变和原独裁的死亡并不确保民主的诞生。这些军官肇始的葡萄牙民主和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是“无意” 中造成的。在政治现代化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
第二点，这次政变却释放了一大批大众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独裁期间曾受到了有效的压制，这是当时葡萄牙社会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基础，也是葡萄牙能走向民主化的基本保证。
第三点，确实存在“亡葡萄牙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在外部干涉。请看如下事实：“在许多方面，葡萄牙的革命动荡与1917年的俄国极其相似，卡埃塔诺就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四月政变就相当于二月革命，青年武装部队运动中的主流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甚至与科尔尼洛夫（Kornilov）阴谋事件一样，斯宾诺拉（Spinola）将军在1975年3月也代表右翼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敏锐的观察家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1974年9月，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这位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葡萄牙的社会党领袖在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基辛格训斥了苏亚雷斯和其他的温和派，指责他们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以阻止左派的独裁。
““你是一位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革命家，1917年任俄国总理，不久被十月革命所推翻。──译者注）……我相信你的诚意，但是你太天真了，”基辛格告诉苏亚雷斯。
““我当然不要当克伦斯基”，苏亚雷斯答道。
““克伦斯基也不想”，基辛格又回了一句。
“不过，结果证明葡萄牙的确不同于俄国。克伦斯基派赢了；民主胜利了。苏亚雷斯当上了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Lenin），是一位沈默寡言的亲民主的上校，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AntonioRa- malho Eanes），他在重大关头调动了训练有素的部队以产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后果，他于1975年11月 25日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
[二]、中国军人再次干政的后果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
这里用了“再次”两个字，是因为中共建政以来一直都处于军人干政、执政状态。毛邓本身就是军头兼党头，江胡一当党头就兼军头，军人文人执政是统一体，无从区分。名义上是党头管军头，实际上是军头控党头。不信，请看，党头胡耀邦、赵紫阳从来都受制于军头邓小平，没有较量的能力；在未掌军权时的江党头屈服于邓军头；未掌军权时的胡党头受制于江军头。若现在出现没有执政的军人干预既在执政的军人政权，只能说是军人再次干政。
第一点，军人再次干政可否建立民主中国？
军人再次干政到底会建立民主制度还是保持或建立更专制的制度？是这次由刘亚洲引言论引起的有关军人干政争论的核心问题。
反对军人干政一方提出如下观点：军人干政目的是强国强军，像刘亚洲更公开主张加强一党专政的执政能力；而不是基于一种以个人为全部主权来源的深层价值观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政变结果必然是某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恰恰是民主要从根本上反对的。所以，军队可以帮助改朝换代，不可能导致民主。军人干政结果是军人专制势所难免。他们认为在东南亚、中东、南美洲诸国军人干政都没有出现民主成功的经验。古今中外政变史告诉我们，军人干政都是重建专制政制（或更专制制度）。
支持军人干政的理论倒没有说得那么绝对。他们只是提出军人干政可能建立民主制度或比现制度较不那么专制的制度，而且一般不否定反军人干政的观点和理据。军人干政可出民主，我前面提到的葡萄牙青年军官政变出民主是一例。此外还有，1973年，在巴西（Brazil），埃米里奥·梅迪奇（Emilio Medici）将军政府的领导人们在即将去职之前实施了政治“减压”（distensao，decompression）计画。在1974年，厄内斯托· 盖赛尔（Ernesto Geisel）将军指使他的新政府开始政治开放进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崩溃后，土耳其的青年军官们革命，实行政教分离，走向学习西方的道路。
反方有一种要求干政者要先有纯之又纯的民主意向才能保证出民主制度的想法。例如上面提出的“不是基于一种以个人为全部主权来源的深层价值观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军人干政就不可能出民主就是。还有人提出基于专制或争权的目的只能出现与目的相符的结果，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放到实际操作就未必是那么一回事了。军人干政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初始目的和终结阶段的结果不一致的事有的是。葡萄牙“尉官运动” 就是一显例。
其次，实际上争论双方在理论逻辑和基本理据方面都能成立。问题只是反军人干政一方把话说绝了。例如说军人干政一定只能专政不会民主；当然，也可能是支持的一方把对方的道理理解绝对化了。一推向绝对就失去逻辑根据，也背离事实，这只要提出“尉官运动”一例就可以证伪反方的观点。合理的说法是，目前中国若二次军人干政，从极端专制，到民主都有可能出现。否定在中国二次军人干政不会出民主固然不对，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历史的记录是军人干政出专制的占绝大多数。
第二点，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国现实社会若军人再次干政，促进更专制机会大些还是促进民主的机会大些？
这可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军人再次干政时被释放出来的原被压制的各种社会和民众力量比例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由之引起的原有势力集团分化的情况。可以想像的是，中国释放的能量要比当时葡萄牙大得多；执政集团的分裂也要纷纭多彩得多。
根据历史经验和逻辑推导，社会出现独大独强势力集团或压倒性主流意识型态，那么就会趋向专制发展；若出现两个或以上意识型态相异，相互不能吞掉对方，又可避免互相残杀的话，就会趋向民主方向发展。这与各势力集团原本谋求的目的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说各势力集团的初始政治取向不构成取得政治制度结果的充足条件。上面举的葡萄牙“尉官运动”得到了证明。理由很明显，在互相抗衡下，能协调各方利益的唯有民主这个观念和民主程序，于是民主就超脱各集团的主观意愿成为事实。可见要避免专制独裁改朝换代，最可靠又可行的方法，是力争社会势力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由这个观点观之，不应该怕，不应该反对军人再干政；同理不应该反对法轮功参与或领导某一方面的演变制度的运动。
难能可贵的是，军人干政十划还没有一撇就有人呼唤警惕军人干政的恶果，是一个非常正常和健康，且极之有益有建设性的行动。主张军人干政的贡献是多开启一条中国政治演变的机会；反军人干政的最大贡献是从思想上建立一个抗衡军事独裁的力量。这个讨论有极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当真的出现军人干政时，就可以避免中共掌权前那样，民众一边倒形成中共一党一意识型态独大的事实；也就是防止了像中共夺权后走必然走向独裁的可能。所以，今天反军人干政行为功不可抹。
第三点，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时是专制势力多助还是民主势力多助？
在今天，世界最大的专制力量是中共，但中共已经失去了支持国外专制势力的能力；从苏东覆没到近十多年来，一个个同志加兄弟的独裁政权垮台、到今天的各种颜色革命，中共都只能干着急，全无支援能力。当中共本身遭难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作外援的国家。相反，支持自由民主一方的则是遍天下。当年的葡萄牙的“尉官运动”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基辛格“亡葡之心不死”，“干涉”葡国内政。今天的国际形势比葡国当年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所以，中国的形势是变则有望，不变则死定。
第四点，中国现实中，军人再次干政将促使政治状况更好还是更坏？
反方的观点是，军人干政结果将是赤裸裸的军人揽权，其结果比现状更坏，就算不是更坏，但是要人民为改朝换代、一个专制取代另一个专制而作出牺牲和代价，不可取。
支持一方的理据是，在民众还没有足够力量打破这一格局之前，军人干政是一个选择。若反对军人干政，实质效果是断绝一个（或者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破局的机会，只能保持现状，一党专政万岁。
正方对军人干政的期待是有事实和理据支持的。除了上述葡萄牙“尉官运动”等军人干政出民主的历史根据外，也可以提出现实的或中国的理据。例如，不反民主敢说真话的刘亚洲当政总比只讲假话坚决反民主的现军人掌权要好。林彪林立果政变掌权不会比毛泽东差。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现在由国回到上世纪初的军阀统治会更好还是更坏？起码，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后来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三天后，是北洋军阀政府软化，就把学生释放出来。之后也不敢再抓学生和干涉学生的爱国运动了。对照中共今天对爱国学生残无人性的屠杀及其后绝不手软的跟进迫害和封锁讯息，人们有理由相信，若今天是北洋军阀当政，社会起码会比中共要宽容与和谐得多。今天的各种颜色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军人干预”：军人中立或支持民众一方，没有这一点成功可能性极低。六四时38军支持学生，我们应该支持还是反对？若38军支持成势，中国就不会出现现今的极权局面。若中国出现某种颜色革命，军人表态支持民众，请问，到那个时候，反军人干政者是欢迎还是反对这种“军人干政”？
干政军人，即使它不是民主的朋友，最底限度可以制造出敌人的敌人，总比敌人没有敌人的情况对我们更有利。
正方的核心观点是：现在早已经是军人专政极权格局，已经到了极坏程度，所以，军人干政结果不可能更坏，倒有可能舒缓或打破这一格局。
（以上关于葡萄牙“尉官运动”，以及其他军人干政出民主的资料择选自《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20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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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1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