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达科技有限公司（Premium Technology Inc.）总部离华尔街仅有一个街区，其一百多位员工分布于纽约市、新泽西州和康州，不过其研究发展中心设在北京和深圳；普达总裁梁伟坤 (Kenny Leung) 说，公司在纽约接单，但生产基地在北京。“美国的客户给我们打电话，但真正接电话的人却在北京。”梁伟坤说，事实证明公司的路走对了，不仅公司的产品好卖，而且系统维护也很方便；客户24个小时打美国电话，白天的电话由这边回答，晚上的电话转到那边。
"两边都是白天工作。"他的科研队伍主力是华人，技术够硬，“是尖子中的尖子”。公司的企业文化一致，“ 我说的他们都懂，他们讲的我也明白。”
尽管纽约的资讯技术（IT）谘询公司多达几千个，但是普达科技是为数不多的华人企业，也是少数比较成功的华人公司之一。在美国现时流行技术外包情况下，该公司不仅没有被挤出局，反而趁势壮大自己，专门为美国大公司提供谘询服务。目前公司客户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银行，如荷兰银行（ABN AMRO Bank）、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花旗银行（Citibank）、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和英国汇丰银行（HSBC）。就连中国大陆的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也在其客户名单上。
梁伟坤总结说，公司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行业经验和优秀的管理团队。管理人员中英文兼通，没有语言障碍。因为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美国公司也不必担心智慧产权问题。在印度公司大举进攻美国之际，该公司视印度公司为竞争对手，其产品不仅比印度公司的质量高，而且其价格比印度的还低。梁伟坤说，该公司正在为华人公司进入美国资讯技术领域打开大门。
技术外包 降低成本
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资讯技术工作大量移到国外，其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过去两三年中，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势不可挡。印度公司首先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短短几年间成为美国最大的承包国。
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一部门副经理戴安迪博士，亲身经历这一发展历程。他于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年来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攻读人工智能博士学位；1995年，他从该校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史丹福大学获得电脑硕士学位。他目前在该集团的公司与投资银行内做
追踪市场趋势的工作，制订模型或提出报告，为交易员操作提供支援。 他说，这几年美国技术工作一直往外走。“公司都是要赚钱，不管工作丢失不丢失。”
他认为外包也是一个创新，而美国就是靠创新而强大；限制外包，也就是限制美国的发展。在2002年时，花旗集团光程式师就有6000人，比世界最大的软体公司微软公司（Microsoft）程式师还多。但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要公布盈利报告，盈利不好就要走人，公司总要设法开源节流。节流的方法之一就是裁人，有的部门裁员达到40%。
他说，危机也是商机，印度人抓住这一机会。1998年时，千年虫（Y2K）的到来让美国公司人心惶惶，因为美国人没有时间做这个专案，印度人就乘虚而入。有了这些专案的经历，它们更容易争取美国客户。2000年过后，印度公司用低价杀入美国市场；接着，外包兴起，也促进印度大型电脑公司的发展。现在，印度有的软体公司程式师超过两万人，而中国的软体公司没有超过五千人的。
戴安迪认为，华人要想在该行业保住职位，只能不断发展完善自己，有的工作裁员的可能性很小。例如，级别越高，裁员的可能性越小；能力越强，走人的可能性越小。另外，越靠近交易前台，裁减的可能性也越小。他反问：“你总不能让印度人在印度帮美国人分析美国股市行情吧？”
印度人善用传帮带策略
许多华人认为，除了印度软体公司使用低价战术进攻美国市场外，在美国的印度技术人员也采取“传帮带”的策略，把一些技术和经验不怎么样的菜鸟引入技术工作岗位，把其他族裔的员工逐一排挤出这个行业。
来自北京的黄倩对此体会最深。她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外语学院的第一届学生，1990 年，她来美国加州大学读语言学的硕士学位，1995年，她改读电脑专业，获得电脑硕士学位后，在一家美国大银行做资料库管理工作。去年，两家银行合并后，她就失去工作。
黄倩说，她过去的工作现在由印度来的工程师来做，因为公司这方面工作被一家印度公司承包了。“印度有四大电脑软体公司，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型谘询公司。”它们联手在美国承包工程，然后再把工作带回印度，印度公司再派人员来这里做维护工作。她用一个同事的话说：“公司每个房间里都有印度人。”
她认为印度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团队精神，具体的方法是传帮带。一个业务高手先把活承揽下来，然后再招聘两个新手，高手分配活计给新手做；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他们出去再带新人。
黄倩说，华人心态与印度人的不同，华人都是想把工作干好就行了；但是印度人不甘心做个程式师，眼睛盯住管理阶层。一旦当上经理，他们就有雇人的权力，这样用不了多久，他的下级全是印度人了。有的印度人还向外放话：“如果不是身分问题的限制，这里就会全是我们印度人。”黄倩离开的那家公司食堂就提供印度餐，因为印度员工太多。
技术领域 不能退让
一般说来，华人新移民语言不行，但数学较好，因此，为了在美国这个新大陆生存，许多人放弃原来的专业，专攻与数学有关的会计和电脑专业。但自从外包兴起后，华人的擅长行业面临挑战，许多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被赶出这个行业，有华人惊呼 “狼来了”。
黄倩希望华人不要放弃这个行业，目前，许多华人纷纷离开这个行业，转行到其他部门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华人子女也不愿意做电脑工程师。她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她说，印度人把资讯技术行业看成让印度出头的一个绝好机会。她不止一次地听印度员工说：“电脑生产出来就是要拯救印度的。”（The computer is made to save India.）印度人的一个优势是英语好，因为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虽然中国人听不懂印度腔英语，但美国人能够听得懂。黄倩经常听到他们得意地说：“我们说英语。”
她说，为了服务这些流动的印度工程师，美国现在出现一种叫 “工作签证住房”(H-1B visa housing）。许多印度工程师是通过工作签证来到美国，他们一般在一地做专案，三个月做完后再去另一个地方，因此，流动性高的他们不易租到房子。有些印度裔美国人就把自己的房子向印度人出租，主人住在中间一层，上层辟为电脑室，能24个小时上网，地下室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供这些工程师休息。作为一个华人，她常被印度人取笑“开餐馆去吧”，她的感觉是，狼已经来了。
低价战略 攻占市场
人人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中国的产品之所以在美国无处不在，是因为它质量好、价格低；现在印度人无处不在，就是因为他们能以较低的价格做出质量较高的程式。低价是他们进攻美国的主要法宝。
台湾来的金女士亲身经历被印度人取代的过程。她于八十年代初从台湾移民美国，她有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的文凭，但在美国，外文等于没有专业。“那时候，华人都是学习会计和电脑。”因此，她在纽约皇后学院拿个电脑硕士学位，此后，她都是在美国大金融机构编程式，工资也不错。
但是，2001年情况发生变化；当时，她所在的银行准备更新系统，许多公司都来竞标，印度公司也是竞标者之一。这些公司所做的演示差不多，但是印度公司的出价最低，比其他的要低30%，而且交货时间比其他的要早，公司最后选择印度公司来做。
现在，人们把这些印度工程师称为低花费发展者（low cost developer）。他们的工资只有美国人工资的60%到70%。她说，这些印度工程师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因为想来的人较多，来的人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他们聪明、勤奋，又是单身。工作时间也很长，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由印度公司发放，生活补
贴由美国公司提供，每人每月2300美元。
接着，印度公司派人和他们一起工作，这些印度人把在印度写的程式拿到这里测试。她的部门一开始只有七、八个印度人，后来印度人达到50人。印度人主导他们的工作。她说：“公司让我们训练他们。”2004年3月，在训练完成后，公司就把她和其他人解雇了。她说，尽管她学历高，经验丰富，但寻找原来的工作不太容易。她常常被认为是条件过好（overqualified）。
领头羊 作用大
印度公司来势凶猛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印度的资讯技术产业有几只领头羊，这几只领头羊先占领美国市场，然后再把其他中型和小型技术公司引入。现在看来，这种羊群战术颇有成效。
印度资讯行业最大的领头羊是资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据其网站（www.infosys.com）介绍，该公司目前有员工3万9806人；截至2005 年3月31日，公司营业收入达15亿9200万美元，税后利润为4亿1900万美元，而且公司有现金和相当于现金的流动资金达6亿8800万美元。它从美国外包中获得迅速成长。但该公司的历史并不长，它于1981年诞生在印度，公司的战略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开展自己的业务。例如，它于1996年开展电子商务服务，1998 年进行企业解决方案实践，1999年将业务重组成软体工程、技术实验室等部门。但是，它又立足印度国内，1993年首先在印度发行股票。1999年，该公司来美国那斯达克市场挂牌，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印度公司。
它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作为主战场，1987年，它把第一个国际办公室设在美国，现在它在美国设有三个研究发展中心。它的英国办公室设于1996年。 1997年，它的另一个办公室在加拿大成立。1999年，它的办公室扩展到德国、瑞典、比利时和澳洲。它的法国和香港办公室设于2000年。日本发展中心成立于2001年。第二年，它在荷兰、新加坡和瑞士也有了办公地点。到发达国家承包工程给该公司带来丰厚利润。成立之初，该公司在国内十多年间盈利一直不高。但是，自从它进入美国外包市场后，公司盈利猛增。例如，1999 年它承包一些千年虫工程后，当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一亿美元，第二年营收翻番，达到两亿美元。2001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又翻了一番，为四亿美元。2004 年，公司营业收入突破10亿美元大关。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资讯技术承包公司，在世界上
也屈指可数。
华人观念 需要调整
现实情况是，印度人大举进军美国资讯技术产业时，华人大批离开该行业，这一方面有大背景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华人自身观念方面的原因；因此，有的华人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调整华人自己的观念。
朱女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企业管理系。到美国后，她进入一所大学攻读电脑硕士，1990年毕业后就从事资讯技术工作。她说，做这一行经验不太重要，有个两三年就差不多了，但因新技术不断出现，故人们还需要学习新的东西。她认为印度人在语言上占有很大优势。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英语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外地口音，反正美国人能够听得懂。经理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和沟通，因此，印度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她说：“我也不想当经理，英语不好没法管，而且，技术好，到哪里都有饭吃。”
她认为，印度人得势的另一个原因是能够与经理处好关系。她表示，许多印度同事喜欢拍马屁，见风驶舵；如果经理说是白的，不管是黑是白，他们就说是白的。“这可能与他们的殖民地文化有关。”经理也需要摇旗呐喊的人，而华人还有凭本事吃饭的观念，干活比较认真。她说：“我对搞人事关系很反感，到美国来不就是想逃避中国那样的复杂关系吗？”她认为美国人做经理比较公平，他们有人权和平等的观念。
当然，印度人的优点不能否认。为什么外包都被印度包去了？因为他们的确有竞争优势。例如，他们工资低、敬业、像苦行僧一样生活。“光凭耍嘴皮子不行。”像现在中国的产品一样，他们质量好，价格便宜，易于管理。“美国人也是抱怨，但是没有办法，经济国际化了。”现在美国人的印象是：中国是世界大工厂，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而印度是个培训基地，专门培养资讯技术人才。
她说，华人第二代的职业取向也与第一代不同。华人孩子现在不愿意学资讯技术，都是要学商业和金融。她的儿子现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数学和金融，准备将来要做执行长或金融长，“野心勃勃”。很多华人的孩子去读工商管理硕士，要当经理；而印度的下一代还是要读工程和医学。
工作消失 热情下降
华人电脑培训班的冷热是电脑工作的晴雨表，在电脑热兴起时，纽约的华人电脑培训班到处开花；随着电脑工作大批向印度转移，华人电脑培训班纷纷倒闭，剩下的也另寻出路。
现在的蓝数据职业培训中心过去名为蓝数据电脑培训，培训中心总裁陈劲松说起过去的辉煌仍然激动不已。他说蓝数据1997年开办，正赶上电脑热，当时，华人来学习电脑的特别多。“在这里培训三个月，出去就能找到好工作，一般的年薪为七八万，最高的有十多万。”因此，它的广告语就有“高薪工作发源地”的提法。培训中心员工最多时达到20人，教师有五六十人，学生上百人。“每天教室里都是满满的。”当时开设的专业都是最好找工作的，如资料库管理、程式设计和网路工程等。“学生一出去就能找到高薪工作，还常常回来向学校表示感谢。”但是，自从资讯技术工作外包以后，“华人学生逐步减少，后来就没有了”。他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类工作流到印度去了；二是中国人不抱团，而印度人抱团。印度人当经理，部下都是印度人。“华人不请华人，怕位置被挤掉。”于是，华人的结果是失业、转行或回国。因此，该校现在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他说，电脑热时，仅纽约有名的电脑培训学校达30多家，无名的学校有60家，现在仅余四五家。因此，该校很早就向主流社会转移，目标是将来办成正规的商学院。
纽约电脑学院的负责人费东宇博士说，该电脑学院有七年的历史，1998年和1999年两年非常好，那时候培训学校的广告有40多个，现在仅剩下10%左右。过去是工作多，等着人去上班，学生一出去就是六七万的工资。“现在工作到印度去了。”因此，现在培训学校很难做。但他认为，接受电脑的系统培训非常必要，“本领高的人会有出路。”
中国机会 快要到来
目前，美国的资讯技术工作大部分转移到印度，不仅为印度培育出几个大型软体的跨国公司，而且使印度形成国际上著名的软体基地。印度也乘机发展资讯技术产业，试图称霸世界；但是，业内人士指出，印度的优势即将用尽，美国的外包将有可能向中国大陆转移。
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于醒鹤认为，五到七年间美国外包印度将会停止，这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因所致。印度的专业人才储备即将枯竭；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印度的软体工程师已经不足，一些高中毕业生接受短期训练后承担本科毕业生的工作。他举例说，一家印度公司把有关人员的简历传到美国公司，从简历上看，该印度工程师像是大学毕业，但从信的专业水平看只是一个高中生。因此，有人估计印度可能找不到本科毕业生了。同时，转移到印度的成本开始上升，如果持续上升到高于中国大陆的水平，外包很可能向中国转移。
于醒鹤是资讯技术的资深工程师。他从小随家人从台湾移民到南美，后来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毕业后他就到华尔街的大型金融公司做软体设计，最后做到程式专案经理。他参与设计的专案包括客户资料库、产品资料库和交易处理系统。其中一个程式是在每笔交易后，终端可以立刻反应出整个系统的盈亏，以利经理及时处理。
他认为，美国资讯技术外包是一个趋势，过去三四年来，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外包量只是全部技术的10%，最终可能达到30%或 40%，不可能全部外包。然而美国外包量的80%到90%去了印度，为了承包美国的资讯技术项目，印度专门建立相关设施，其水平和美国一模一样，“美国有什么它就有什么”。因此，美国人在那里觉得很方便。印度过去不承认智慧产权，但为了拉美国的生意，印度的软体协会游说印度政府，现在，印度也有智慧产权保护法。另外，印度的政治制度和英语让美国觉得比较熟悉和亲近。
但是，印度的价格现在开始上升。例如，过去在印度做项目可以节省一半的花费，现在只能节省30%，而在中国就可以节省一半。中国的工程师数量充足，中国的智慧产权保护正在得到改善。但是，印度公司接的都是几亿美元的项目，而中国的项目仅为几十万美元。主要问题是，现在中国缺乏成功的样板，一旦有成功的案例，美国企业就会走向中国。
于醒鹤认为，尽管技术语言都是英语，但谈项目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交流。而且，有关金融的项目只能在纽约谈，也可能只能在华尔街上谈，因此，他们公司就具有这样的优势。他认为资讯技术外包的大门就要向中国打开了，他们公司可以做领头羊的工作。
踏实做事 稳步前进
在美国，没有过去的成功纪录将很难获得大型项目，因此，在一开始时总要从小的项目做起。当自己的经验和信誉积累起来后，以后的工作就容易多了。梁伟坤认为这正是他的公司的优势。
梁伟坤具有中美教育的背景，他于八?年代初从中国深圳移民美国。1987年在曼哈坦华埠读完高中后，他进入纽约科技大学（New Yrok Polytechnic University）学习电器工程。后来，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脑专业硕士，但一年后就离开学校。他最后获得丕士大学（Pace University）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后，他获得几个美国银行的工作经历，先后在花旗集团和纽约银行做技术工作。这些经历不仅给他了解银行需要的机会，而且也让他建立许多人脉关系。2001 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炸后，纽约金融业受到重创。许多资讯技术谘询公司倒闭。梁伟坤说：“这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当时他决定辞职，专心干自己的事业。
当时，纽约有很多华人创办的资讯技术谘询公司，梁伟坤说，这些公司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精。“我们集中做金融业，因为我们有金融业的经验。”公司许多管理人都有美国金融业的经验。例如他的合伙人罗会国（Michael Luo）是华中理工大学的博士，曾经在英国汇丰银行工作。公司还聘请一些从美国大银行出来的美国人做销售人员。“因此，我们都是找执行长一级（C- level）的人谈项目。”梁伟坤说，行业经验对他的公司帮助很大。公司外出谈专案，对方总是要问“做过什么”，他们就把给这些大银行做的东西拿出来。他们的对手主要是印度人的公司，结果，他们的出价比印度人的还便宜，因此，项目很容易拿过来。现在，该公司除了承接设计项目外，还给两个大金融机构维护系统。同时他们的产品销路也很好。例如，其票据融资系统在美国市场热卖。
梁伟坤说，中国人在技术上没有一点问题，他的公司有很多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还有许多人找不到进入美国的门路。他欢迎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加入他的大家庭，访问他的网站(www.premiumIT.com)。他希望他的公司能为中国公司进入美国打开一个大门。
梁伟坤认为美国人最担心智慧产权的保护问题，总怕自己的技术被人偷走，这也是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一个障碍。他表示，他的公司没有这些问题。“我就在纽约，为那么多的大银行都做过，他们就很放心。”他也不担心纽约这里有几千家资讯技术谘询公司。梁伟坤说：“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