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也看出危机，出快评道忧虑:“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行政执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都在让农民工们选择以‘玩命’的办法讨还工钱。近年来，农民工以跳楼、触高压电等自杀方式讨要工钱的事例已有不少，还有一些农民工因为辛苦一年却见不着钱而走上了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王斌余杀人案则更是给我们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王斌余17岁到城市打工。因数次讨要工钱未果，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
死囚的道白：希望关注农民工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援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8月19日和26日，在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王斌余向记者坦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干活掉进深井差点淹死
王斌余自述：我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小山村，6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是家里没钱，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
我17 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随后几年又到了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曾蹬过三轮车。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随后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2003 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可是还要听任工头的吴华摆布，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
年底结算工钱要交滞保金
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用钱只能找包工头借。但结算时还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讨工钱遭打 气不过连捅5人
今年5月份，父亲因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我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 元。我气不过，去找劳动部门，包工头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
结果5月11日晚上，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就到包工头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
希望更多人关注农民工
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要支援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有多少农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都在让农民工们选择“玩命”
新京报评述：王斌余作为社会的一个弱者，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他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杀了人，前提是他在这个社会中，遭受了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对待。但王斌余毕竟是个杀人犯，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是人们的感情无法改变的。常态之下，一个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至少不能相距太远；如果我们的民情经常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则至少说明，在某些方面，民众的基本情感可能无法和法律的判断相容。这种民情和法律判断不吻合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王斌余走到这一步，法律责任当然要由他个人承担。但是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
新华社快评：王斌余因为要不回工钱而杀人，怎么说都是重罪，何况他一连杀死4人、重伤1人。但是，从王斌余杀人的直接原因看，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表面上看伤害的是农民工兄弟，而它对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危害之大，是很多人想像不到的。……但是，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行政执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都在让农民工们选择以“玩命”的办法讨还工钱。近年来，农民工以跳楼、触高压电等自杀方式讨要工钱的事例已有不少，还有一些农民工因为辛苦一年却见不着钱而走上了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王斌余杀人案则更是给我们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正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打工，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匹配的、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地位，这是农民工利益受损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缺失，农民工经济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值得高度警惕，深刻反思。
中国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二是人权包含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形式。以这种进步的人权观来考量王斌余杀人案，一方面，他的犯罪动因，正是因为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生存权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个体的人权（比如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将大大地削弱集体人权的内在价值。
这充分说明，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份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份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份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这社会还和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