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国人走出国门以来，这样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次讨论，都绕不开“给中国人丢脸”这样一个缠绕着民族情绪的话题。每个身在国外的中国人都是祖国的名片，自己做不好就会给国家民族丢脸。这个道理很正确，但是，一个国家并不是有一张体面的名片就可以了，她需要的是从里向外的改善，是整个族群文明程度真正提高。
国外某些旅游经典制造出只写中文的告示牌，来提醒中国人注意自己的行为。这事情确实刺痛人心，不过真正让人心里难过的，并不是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是如此不堪，而是我们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看到了我们自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不文明”的现实：排队夹塞、过马路抢灯、随地吐痰、在公共场合抽烟、大声喧哗……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那么“不拘小节”，我们总不能谴责他们到国外没能做得比自己更好，没有表演文明，没能粉饰我们这个巨大的族群在行为习惯上那并不存在的体面。
中国人在行为习惯上的不雅，通常地被归结为国民素质不高。然而，在国民素质和社会环境之间，在公共秩序和不文明行为之间，我们可以粗略地找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公德心的薄弱和公共意识的缺乏，造就了一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的普遍存在又造就了一种你争我抢的不文明“秩序”，这种秩序渗透给新的社会成员，又再次造就公德心的薄弱和公共意识的缺乏。所以，国民素质的低下，或者更具体地说，国民公共意识的缺乏，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互依存、难以剖离。
国民头脑中公共意识的缺乏和心中公共道德的偏失，是嵌生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环境中的。正如同这个公共生活的环境，是嵌生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中的。我们可以追究公民教育中的失败；可以寻找公共秩序维护中的粗疏；可以反思公众参与的不足和公共空间的狭小；可以追溯道德观念在社会激荡中的起伏流变－－－与所有大命题牵扯在一起的这些起因，都提示着同一个结论：要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改善公共秩序环境，要真正地根除国人普遍的不雅行为习惯，只能在社会整体的进步和改变中实现。这是一个表象细微而内在纠结庞大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人们都愿意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是经济的富裕不会自动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能够去迪士尼游玩的中国内地人，应该属于已经富起来的一群，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自动自觉地变成“文明人”。对于生活在不够文明的公共环境中的人来说，每一个人每一次对环境的暗示的抵抗、对无意识习惯的反省，都是整个社会从 “不文明”到“文明”转变的实质进展。对于社会舆论来说，对任何不良的行为、对任何缺少公德的心态，坚持批评是必要的，虽然这些批评见效微弱而缓慢，但是批评就是对更文明的价值的坚持和争取。在大概念的宏观转变过程中，实际发力的都细在微处，是一句又一句的批评与监督，一个又一个人的努力，是这些努力的积累和渐进，造就了那些表面上的自然而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