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言书的主要观点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则被削弱和边缘化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单位现有的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国光在文章中警告说，一些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为了证明这个判断，他还公开点名和不点名地批判了一些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的所谓西化色彩很浓的经济学家。
万言书的作者并没有将批判停留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对过去二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逐渐被中国人抛弃的趋势，他摆出了进行总清算的架势。他认为，“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主流”，中国学者们正在“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他的结论是，邓小平关于克服“左”的教条主义适当的主要任务的论断已经过时，现在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显然，此文的作者想继承左派理论家胡乔木、邓力群的衣钵，通过发表这个万言书，要在中国重新发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或者一个意识形态的整肃运动。
作为一个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御用文人，万言书作者刘国光除了如丧考妣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式微表示痛心疾首之外，当然也要在文章中对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遗憾的是，他的批判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浅薄和对自己批判对象的无知。
例如，他否认在西方经济学中有纯粹的分析工具，坚持所有的经济学都是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斗争工具。稍微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对经济学完全无知的人才能说出如此的昏话。经济学中有不少分支，只是对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最明显的是计量经济学，它只是向人们揭示一些政策变量之间的共生或者因果关系。西方的经济学家并不是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他们只是预测不同的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至于日常的经济决策，那是政治家们在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之后需要做的事情。
刘国光的批判方法与文革中间四人帮等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方法如出一辙。在他们那里，只要是西方的经济学，那就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一个腔调。其实，西方经济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完全不同的学科分工之外，即使是与政府的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也有观点迥然而异的不少学派。刘国光将主张完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作用最小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特征，这更是荒谬无稽。大家都知道，完全的市场竞争只是一个分析工具，从来没有一个现代的经济学家认为世界上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市场失灵是所有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的现象，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不否认的调整经济的手段。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中，并不是所有的学派都主张政府职能的最小化，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至今仍然在不少西方国家占据重要地位。
刘国光文章的荒谬之处数不胜数。作者本人作为一个既受过中国教育、有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看完刘国光的文章后的确为之汗颜。他的那一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比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听厉以宁先生四十五分钟的西方经济学概论时所收获的知识多不了多少。显然，即便要批判西方经济学，刘国光也不是一个胜任的人选。
问题是，一个知识陈旧的御用文人，为何在这个时候跳将出来，如此气焰嚣张地公开点名指责他人呢？稍微回顾一下刘国光的身份和历史可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刘国光长期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的官、学两届。成为中国官阶最高的“经济学家”，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中央候补委员。退休后，仍以社科院特邀顾问的身份四处活动。在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间，厉以宁、吴敬琏、董辅仁等人在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改造、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唯独这个刘国光以善于跟风著称。他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杰作是一篇拍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马屁的文章，鼓吹“鸟笼子经济学”。
正因为刘国光善于对上逢迎的特点，以及他的特殊的官方身份，所以不少人将他的这篇万言书作为现在北京政权的一个政策风向标。北京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刘国光发出的是一个代表中央政府整肃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信号。如果这种看法被不幸而言中，将预示着中国意识形态的又一个严冬的来临。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