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劳改犯马尔扎科夫从苏联的索洛维茨岛劳改营越狱潜逃，在英国出版了《地狱岛上》一书，轰动欧洲。
为了消除影响，苏联政府谋求派遣政治上可靠、又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的高尔基前往索洛维茨岛实地考察，然后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来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
1926年6月20日，在国家保卫局官员的陪同下，高尔基来到索洛维茨岛。
此时的索洛维茨岛已经打扮得焕然一新，非复旧时面目。那些衣不蔽体的犯人都被集中起来，用帆布包住，远远看去，如同一堆堆垃圾。但是，观察敏锐的高尔基还是发现了真相：坐在长椅上看似悠闲地在看报的犯人都把报纸拿倒了。他们企图以此来暗示岛上现在的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毫无表情，默默的走上前去，把他们的报纸一一正过来。
这时，一个14岁的孩子高声说：“高尔基，我告诉你真相。”
高尔基屏退跟从者，和孩子密谈了一个半小时。离开的时候，他泪流满面。
看到这里，我们会想，作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列宁语），知道了真相，一定会维护真相。可是，结局急转直下。第二天，苏联和欧洲的重要的报纸都刊登了高尔基的采访。文章里，高尔基 “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告，拿索洛维茨岛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犯人们生活得非常好。”
高尔基也应该知道，文章发表之时，向这只“雄鹰”、“海燕”吐露真相的孩子被枪毙。
孩子死了，但高尔基还活着，他用墨写的谎言玷污着自己的良知。
浮名常常思量，那以后的高尔基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世界，面对人们。
时间在往上推一点，是发生在中国的事。
1870年6月(清同治九年)，天津的法国教堂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孩三、四十个，同时附近又不断发生幼孩被拐事件，拐犯供称‘系天主堂主使’。
6月21日午后，群众包围教堂。法领事持枪闯入北洋通商衙门斥责崇厚。返途中，又开枪打死天津知县刘杰之侍从高升。群众当即将法领事殴毙，随后焚毁法领事署、教堂、育婴堂，死伤法传教土、修女、教民数十人，又误杀俄商3人，殃及英美讲堂各一所。法英俄等驻华公使联合抗议，并以军事威胁。清朝派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判群众20人死刑，25 人充军，知府、知县革职，赔款50万两。
事后，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为什么疚？为什么惭？在于他还有良知，还有是非观念。知道自己作的是错事而又要违背良心去作，是他痛苦的总根源。
回过头来说高尔基。写采访报告之前，他的思想肯定有激烈的斗争，否则，采访之时，他完全可以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他不会把犯人拿倒的报纸正过来，更不会听了孩子的话后泪流满面。可是，他最终屈服了。
设想一下，他当时把真相发表出来，会有什么结果？
那被枪毙的孩子就是样板。
在道义和生命之间，要完成一道单选题，高尔基选择了后者，曾国藩选择了后者，我们能有什么话说？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樵夫过桥时铁斧掉水里了。正彷徨之际，水神出现了，拿着一把金斧子，一把银斧子，一把铁斧子，让樵夫辨认。樵夫领回了自己的铁斧子。
我们赞扬这个樵夫，见重利而不动心，是个响当当的好男子！
可是漫画大师萧言中很幽默的更改了结尾：水神出现了，不是拿着金银铁斧让樵夫辨认，而是让铁斧插在头上，厉声高叫：“这是谁的斧子？”樵夫吓得战战兢兢，连说“不是我的”。
由此看来，让人们在利和义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人们还能选择义；可是，在生与义之间做选择时，很少有人能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
此时，我们能谴责樵夫的无耻吗？
再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郭沫若。
解放后，无论有怎样的大风大浪，郭沫若都能稳坐钓鱼台，属于不倒翁的类型。秘诀何在？就在于他能随时俯仰。需要扬李抑杜之时，他积极响应号召，把杜甫批得体无完肤。
我们觉得他很卑劣无耻。是的，他确实卑劣，确实无耻。不过，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卑劣无耻，他又如何生存？反面的例子是老舍，只能自沉湖底。
据说，老舍被打捞上来的时候，还是直直地站立着。直直的站立的代价是什么呢？是生命！
扪心自问，我们做得到么？
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古往今来，贫贱不能移的多，而威武不能屈的少之又少，这正是人性的弱点。
能克服人性的弱点的，该是大圣人了。默默间，浮名想。
即使大圣人又能怎样呢？孔夫子是公认的大圣人，可是，他也宣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就因为有生命危险。
生命和道义，我们该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