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九月底，日本政府决定同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下称湄公河四国）定期召开经济部长会议。其目的在于支援作为日资企业的投资对象而受到关注的湄公河流域的开发，首次会议9月3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
这是日本和湄公河四国之间首次启动如此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尽管日本同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湄公河四国在内共有十个成员国）近年来一直通过不同渠道进行有关合作的对话，包括高级领导人和经济部长的年会。
地处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的湄公河四国是东盟十国中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成员。越南和柬埔寨分别于1995及1999年加入东盟，老挝和缅甸则同在1997年成为其中一员。
在是次经济部长会议上，双方同意通过了日方促进该区域发展的一篮子援助计划，内容涵盖合作建立一个辐射至整个湄公河地区的生产及销售网路，共同促进区内贸易等。此外，日本还承诺协助提供经济策划，为电网管理层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东京将在明年2月举行旨在促进湄公河四国产品拓展日本市场及日本企业投资该区的展览会和研讨会。下次经济部长会议将于明年秋季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玻拉开帷幕。
湄公河流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商机无限。上世纪80年代，时任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Chatichai Choonhavan)就曾发出过把印度支那“从战场变为商场”的豪言壮语。这个设想正一步步迈向实现：自冷战结束后，四国都在80年代末开动经济改革的列车。不过，要使外界对该地区的投资由涓涓细流变为汹涌波涛尚需时日。
毋庸置疑，东京启动该经济部长会议机制凸现了日本商界对这块投资宝地垂涎三尺这一事实。但人们普遍认为，此举其实揭露了东京一个赤裸裸的意图－抵消中国在该区域正迅速增强的政经影响力。
日本如今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受到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的拖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削弱。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是东京最卓有成效的外交工具。囿于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日本通过军事手段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有限，只得靠政府开发援助另辟蹊径。东京近年缩减财政开支，用于政府开发援助的费用因此减少，在2001年将保持了十年之久的世界最大援助国的称号拱手让于美国。
就在日本日益不济之时，中国迅速崛起，渐渐成长为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都不可小觑的地区乃至全球大国。就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值和对外贸易总量看，这个要养活13亿人口的国家已跃居世界第七位和第三位（仅次于德国和美国）。仅在2004年一年，中国就吸引了600亿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世界之最。中国出口势头迅猛，外汇储备持续上升，现已高达7000亿美元，屈居第二，日本以8500亿美元仍稳坐头把交椅。
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 (Machimura Nobutaka)六月曾出访汶莱、越南及柬埔寨，为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役寻求支持。出访时间就定在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国（G4）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安理会扩大议案之前。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许多国家都强烈反对由G4草拟的这份改革方案。为此，北京还积极游说亚洲及非洲国家加入其反对阵营。
在与町村会面时，三国领导人都表示支援日本“争常”，但没表明要支持G4方案。在意识到不可能在190个联合国成员中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后，G4试图拉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改革方案的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简称“非盟”)，以期敲定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议案提交联合国，无奈努力以失败告终。最终，G4和非盟的方案遭遇同样结果：两个都没有机会在9月中结束的联大上进入投票程式就无疾而终。日本“争常”的士气因此大受打击。
在提到町村此次的三国游说之行时，随行的一名日本高级外交官说：“受到中国因素的困扰，他们（三国领导人）态度暧昧……在整个行程中，我们感到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90年初期，即柬埔寨内战结束数年后，日本在湄公河地区投下重金，挑起了发展该地区的大梁，从而确立了其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料在世纪之交的当儿，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开始挑战日本。北京看到了加入湄公河流域发展宏图的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东京的决策者仍懵懂不清。在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则一日千里。尽管日本一开始亡羊补牢，努力收复失地，但中国取代日本成为该地区发展的领头羊的趋势似乎已成定局，非一日之功可以扭转。
冷战后日本捷足先登前日本首相福田赳夫（Takeo Fukuda）1977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施政演讲时称，日本决不会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而将本着“平等合作”及“坦诚相见”的原则致力于加强同东盟的关系，并努力扮演协调东盟（当时只有五个成员）与印度支那半岛上共产主义政权关系的调解人角色。东盟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于1967 年成立。汶莱于1984年加入。
福田赳夫这些针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冷战的两大主角－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趋向缓和的背景下出炉的。然而，他的设想因后来越南入侵柬埔寨、美苏关系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再次紧张而没能实现。
1990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前苏联总统戈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马尔他（Malta）峰会上宣布冷战降下帷幕，日本重新开始饰演印度支那半岛外交斡旋者的角色。同年6月，日本召集了一次旨在实现柬埔寨和平的国际和平会议。那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牵头举行讨论第三国和平进程的国际会议。次年十月，柬埔寨交战方签署和平协定，驱散了笼罩在该国上空的战争硝烟。
1992年，东京第一次打破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的禁忌，立法赋予自卫队（Self-Defense Forces）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行动的权利。据此，自卫队被派遣至柬埔寨，协助联合国部队为将在1993年春天举行的第一次战后大选保驾护航。这是自卫队首次参与海外行动。此外，日本对帮助湄公河流域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湄公河可谓印度支那的命脉，全长 4425公里，长度居世界第十二位，发源于西藏，流经中国云南（在中国部分被称为澜沧江）、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最后注入南中国海。湄公河流域资源丰富，人口稠密。这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自90年代初（即柬埔寨内战结束，印度支那半岛局势因冷战结束平静下来后）就成了关注的焦点。饱受战争摧残的印度支那半岛要发展起来，开发湄公河流域是关键。
踏入90年代以来，以湄公河流域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论坛犹如百花齐放。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日本是其最大的经济后盾）从1992年开始就一直主办大湄公河次区经济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专案。该项目为众多促进湄公河流域发展的计划提供了一个最令人注目、最有效的平台。该项目的参与者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泰国、中国，及一些国际组织和作为观察员的出资国。
创立于1957年的另一个相关论坛－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ttee）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休眠”后，于1995年重新涣发活力，同国际机构及援助国一道致力于启动湄公河的发展潜能。
1993年1月造访泰国首都曼谷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wa)提出了建立“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论坛（Forum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ochina）”的构想。论坛1995年2月在东京举行第一次部长级会议，25个国家及8个国际机构与会。
日本是迄今为止所有湄公河四国最大的援助国。它自行或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为印度支那半岛的基建专案提供资金。在所有跨国项目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东－西走廊”。工程任务是修建一条大公路，一座横跨湄公河，连接泰国东南、老挝南部和越南中部的桥梁。这条公路将于明年完工，并计划继续向缅甸南部延伸。第二条东西走廊也在建设当中，包括一条连接曼谷、柬埔寨首都金边及越南胡志明市的公路。
中国能源安全关键所在
1995年12月，东盟开始担当自主开发湄公河流域的使命。当时东盟所有七个成员国（越南在那年早些时候加入）的领导人同意启动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SEAN-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简称AMBDC）部长级会议机制，以讨论帮助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于次年召开。
湄公河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危机从泰国（湄公河次区发展进程的最坚定支持者及受益者）开始席卷整个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为应付危机而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湄公河的开发工作。至到2000年危机过去以后，各国才又腾出手来继续这项工作。11月，东盟领导人决定启动旨在促进湄公河四国经济发展的东盟经济融合计划（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东盟还同日本达成了通过合作开发大湄公河次区缩小东盟内参差不齐发展水平的协议。
在湄公河四国中，除越南外，其余三国在经济上都严重依赖泰国。不过，泰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力由于受到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拖累而江河日下，中国趁机取而代之。2000年底，北京公布了第十个五年计划，“西部大开发”计划就在其中。“西部大开发”计划的目的在于改善西部的基础设施，为吸引东部及外商投资创造环境，以便逐步消弭日益拉大的东西差距。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刻不容缓，因为它已威胁到国内的政治稳定及共产党的政权。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开发湄公河地区便被提上了中共的重要议事日程。
2002年11月，参与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的大湄公河次区经济合作计划的六个国家在金边举行了第一次峰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朱容基不仅宣布了一篮子援助计划，还告诉柬埔寨首相洪森北京决定将金边欠下的10亿美元债务一笔勾销。此举无疑是为了缓和因北京支持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政权而变得紧张的中柬关系。据报导，红色高棉执政期间（1975- 1979），柬埔寨有高达170万人死于疾病、过劳、饥饿及政治迫害。
今年6月初，大湄公河次区经济合作计划第二次峰会在云南昆明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从明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进一步扩大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进口的、享受优惠关税的商品范围。自 2002年开始，中国已经对600种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进口的商品实行优惠或免收关税政策。北京还同其他五个大湄公河次区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加强合作的档。
同日本相较而言，中国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优越。温家宝在峰会开幕式上说：“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是中国的近邻，各国人民同饮一江水，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我坚信，中国的发展，不仅会造福于十几亿中国人民，也会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的邻居带来发展机遇，并且有利于本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我们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携起手来，深化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让我们的友谊与互利合作象澜沧江── 湄公河的滔滔江水，奔腾不息，一往无前。”
为了展现经济实力，中国出资建设一条经由老挝连接昆明和曼谷的公路，即“南北走廊”项目。该公路将于2007年竣工通车。日本没有参与其中，唯恐为中国增强其在印度支那影响力助一臂之力。北京去年特地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了一个2千万美元的扶贫基金。此外，北京还加强于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缅甸军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此举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内石油等能源供应的安全稳定。有传闻指中国想斥资20亿美元修建一条通过缅甸到达昆明的输油管道。
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为满足国内经济对石油的需求，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不断攀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石油需求的 40％依靠进口，而其中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中国原油进口的80％要经过海盗活动猖獗的麻六甲海峡。911事件发生后，人们日益担忧取道麻六甲海峡的油轮等船只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因此，北京希望开辟陆路输油管道以保证能源安全。
对东盟而言，消除其成员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争取在2020实现“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设想的重要前提。譬如，缅甸的人均收入只有新加坡的百分之一。而在日本和中国等非东盟成员看来，帮助东盟的贫穷落后成员发展经济则是加强它们与东盟关系的重要途径。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个艰苦的巨大工程，中日两国展开了争夺主导该历史性进程的领头羊角色，还争先恐后地同东盟拉关系套近乎。尽管东盟十国的经济规模根本无法同日本和中国相提并论，但它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确不可小觑，对东亚事务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对日本而言，在目前中日、日韩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新低点的情况下，加强同东盟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日本与中韩两国搞得如此僵主要是因为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通过由右翼学者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和一些领土纠纷。
近年来，中国大力加强同东盟成员及东盟本身的关系，从北京不惜血本协助开发湄公河流域就可见一斑。在这方面，中国比日本抢了个先。2002年11月北京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Framework Agreement for Overall Economic Cooperation），从而启动了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共计18亿人口）的计划。根据协定，从2010年开始中国和东盟的非湄公河四国成员间的大多数商品进出口实施零关税政策；中国和湄公河四国则从2015年开始实施该政策。
日本同东盟也有类似的协议，但比中国的整整晚了一年。不过，东京还已同新加坡签、菲律宾、马来西亚及泰国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同印尼和东盟本身的自由贸易谈判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启动。
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增长速度远比与日本的快。2004年东盟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突破1千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比上年增长25%，达到600亿美元。东盟与日本同一时期的贸易总额只有740亿美元。东盟是排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和南韩的最大贸易伙伴。许多专家甚至预测，中国迟早会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再者，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日渐飙升。2004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到2.26亿美元，但同日本的30亿美元相比可谓九牛一毛。
在政治方面，中国也先拔头筹。 2003年10月，北京抢在东京之前签署了东盟于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考虑到其老大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东京起先并不愿意加入条约。理由很简单：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各国的民族特性；任何国家都有免受外来干涉、颠覆和制裁，保持其民族生存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缔约各国间进行有效合作。
华盛顿对正在酝酿当中的东亚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一些美国观察家直指，随着东亚共同体的诞生，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受中国掌控，甚至会挑战其执该地区之牛耳地位的强大地区贸易组织将应运而生。日本国内也有不少批评家，尤其是民族主义者，担心东亚共同体会落入北京的股掌之中。不过，鉴于印度、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三国也将出席订于今年 12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一次东亚峰会，美日稍稍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也不太“放心”，密切注视美军现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战略部署。五角大楼正改变战略部署，不再将中国视为潜在敌人，首要目标改为针对横跨北韩、中亚、高加索地区、中东和非洲这 “弧形不稳定地区”（Arc of Instability）内的边缘国家。但北京将该部署解读为对中国实施“软遏制”的企图。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等东盟国家及台湾存在南海岛屿（国际上称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的领土争端。今年3月，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联合开展地震勘探的协议。北京频频向东盟成员抛出橄榄枝可能期望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消除东盟国家视其为严重安全威胁的担忧；其二，未雨绸缪，同东盟搞好关系防止美国拉拢其成员一道遏制中国。
东亚共同体这一构想将在年底召开的首次东亚峰会上得到政治动力。与会者将包括东盟＋3（东盟十国＋日本、中国和南韩）及印度、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领导人。然而，要实现该构想得先搞清几个问题：东亚各国政体不同，文化各异，宗教迥异，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东亚的地区融合进程能走多远？走多快？何为东亚？东亚人有何特质？东亚人都有哪些共同之处，有无共同价值观？东亚各国能否顺利融合，最终成为实行统一外交及安全政策的亚洲版的欧盟？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可能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几年内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区。尽管现在各国还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具体共识或协议，但由无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组成的贸易网路正呼之欲出。
不管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促进落后贫穷的湄公河流域经济发展以缩小东亚地区的贫富差距都是头等大事。因此，中国和日本在争夺开发湄公河主导权这场角力战将会对整个东亚未来的政治及经济版图产生影响。
2002年1月出访新加坡阐述东京的东南亚政策时，小泉不失时机地提醒在座听众日本1997-1998在东南亚各国遭受金融危机时伸出援手的往事。当时日本向亚洲提供了总值高达8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帮助各国渡过危机。他说：“日本在缓解亚洲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体现了‘患难见真情’的情谊。”小泉还称，在21世纪，日本和东盟这对坦诚相对的合作伙伴应本着“步调一致－齐头并进”的原则加强合作。
温家宝所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和小泉说的“患难见真情”都是大实话。但对东盟十国而言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都能同东盟步调一致，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