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报告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演讲中心推出，披露了农民工维权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
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人民币，下同）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所花时间至少11至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至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至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至5720元之间。
虽然不是每个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这只是最保守的计算，尚没有计算农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乡和打工城市之间的住宿、吃饭和交通等费用。
进城打工的农民，为了自己应有的权益，需要付出的比索要回来的更多，这是一种社会底层人的无奈。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截至2004年年底，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至少1000亿元。今年春节前解决了一部分，不过，今年来新的拖欠又增加了。
矿难
矿难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煤都山西太原多起煤矿事故，夺走数百人性命。这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也是中国大陆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它是中国豪华轿车最火爆的市场之一。今年内，悍马（Hummer）、宾利（Bentley）、劳斯莱斯（Rolls-Royce），在该地区的销售量已超过100 辆。
对于一个3300万人口，人均GDP排名中部六省第四的省份而言，如此密度相当罕见。山西的煤矿老板一次集体就买入20辆悍马，悍马是通用汽车旗下的战地型越野车。在太原，一名煤矿老板，一人拥有三辆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煤矿老板往往一天收入就有数十万元。
生活在最底层的矿工的现实生活，与矿老板的奢侈，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干着最累最险的活，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事故调查司司长商登莹的话说，"他们就像是在地狱里干活一样"。他们用汗水和鲜血甚至生命，为社会创造财富，却得不到相适宜的回报，平均月薪还不到2000元。
一次，从电视画面看到，矿难后，遇难矿工家中，看到最值钱的是一台锈迹斑斑的洗衣机、电视机，墙边孤零零地立着几棵白菜，还有一个空空的酸菜缸。
有正义感的人们，面对悍马并不瞠目结舌，面对酸菜缸也不能唯有唏嘘。既得利益而纵情享受悍马的一方，为什么不为另一方空空的酸菜缸着想呢？
共享发展
过去了的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却遗留下诸多社会不公的问题，社会矛盾加剧，国民不满情绪滋生。正在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第11个五年规划，关注的就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利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九月的一次讲话中就强调，“当前，要突出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正在建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建设的根本要务，就是增进社会公平；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精神，就是为所有公民提供无差别服务。这些年的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无疑是公共财政精神的缺失。
中秋节已经过去三周了，中秋节那天，笔者在深圳采访。在这座移民城市，节日之夜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然而多少离乡背井的外来民工，却不敢抬头望明月。
在深圳一家超市，售货员小静在此工作已经6年，每月收入1000多元，与同事合租的房子，每人每月要付400元。6年来，她只回过三次湖南老家，都是除夕夜上火车，到家已是大年初一，新年钟声鸣响时，她仍孤零零地在火车上。每年中秋节，看着别人提着月饼走亲友家，她说心里总是酸酸的，她都不愿吃月饼，是要回避节日带给她的伤感。
9月中旬，为采访李敖登陆，笔者去了北京，偷闲出席了一场北京市第11个五年规划工作小资举办的建言会。据说，四场建言会有近2万市民报名，其中170人被选中参加会议并发言。
更多市民透过手机短信、网络和信函，对新五年规划提出6万条建议。在建言会上，外来民工王艳丽离开家已经13年了，她经历了多年找工作的困难，希望把求职变为应聘：“北京应该把外地来找工作的聚集在一块儿，按性别和职业分类，在指定的地方参加招聘。需雇人的商家可来这里找我们，在固定场合签劳动合同，这就能避免很多问题。现在大部分外来打工者都每月买保险，缺少保障，希望政府能重视。”
对新五年规划，每个人都有企盼，特别是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人。
让每个人的“酱菜缸”不再空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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