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看了为之气结：难道我们竟然就笨到连这点简单道理也不知道，竟需要外人来指点？近七八年以来，哪年我们没向政府建议，让老百姓减少储蓄，提高消费。难道真是远来的洋和尚念的才是真经？
笔者倒真是想为中国经济学界打抱不平：自从十余年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 35,000亿以来，政府智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齐齐将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钱包，都想将那点钱抠出来，启动内需，重振疲软已久的市场。谁都明白，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更何况目前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37％。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启动内需才是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将老百姓腰包里的几个钱抠出来，中国不断在启动各种“改革”，将原本是政府欠老百姓的福利变成改革对像── 这里必须解释一句，中国人的工资在改革以前及80年代都比较低，那是因为这工资只包含生活费，比如吃饭、简单的衣着与生活用品，举凡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费用，都不在工资里，而是作为单位福利分配给职工，这也等于是政府欠下老百姓的。计划经济下的高积累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都成了“改革”对象，老百姓就不得不拿钱再次“购买”，这就产生了两个效应：
一是中国老百姓囊中的钱在这些“改革”中逐渐消耗掉。对于自身的消费，中国老百姓历来就克勤克俭，于是近些年来，不少人有病不敢看，因病致贫的家庭每个地方都能抓住一大把。住房差些也无所谓，只有子女教育不敢马虎。而中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推出“教育产业化”政策，使高等教育收费每年以30％的速度上涨，于是中国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都需要倾囊而出，才能勉强支付一个子女的大学学费。穷人的孩子因无钱上学而绝望自杀、家长因无法支付子女学费自杀的新闻每年都见诸报端。最后“教育产业化”成了只有教育利益集团受益而举国痛诟的改革。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之下，原来向政府献“教育产业化”之策的经济学家汤敏，从去年开始要向外界努力辩解他并非“教育产业化之父”。
第二个效应是民众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危机感，加大储蓄比例。这些年来，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为应付本人的养老、医疗等不时之需均排位靠后。这种情况下，除了高等学府与医院，哪还有什么种类的消费能够将老百姓口袋里那几个可怜的钱掏出来？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占人口8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3.37万亿，按13亿人口计算，几乎是人均一万元。面对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存款，来自喜好提前消费的美国的斯诺，自然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多消费，少存款。但问题在于，这些巨额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对下列数字耳熟能详：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 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而实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组的消费早就已经是奢华级的，其子女留学费用的巨额支出流往它国，与本国内需无关。
中国老百姓并非守财奴，有了钱谁都想过好日子。目前这种尽量压缩即期消费加大储蓄的理财模式，完全是时势所迫。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体再广为宣传斯诺的六字真言，也无法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储蓄”，以“启动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