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时，中国大约有五百万高级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讲话时经常提到的，毛泽东观察事物的一个典型思维是，他认为无论什么群体，一般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百分之十是有问题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办了。反右的最后结果是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这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是些什么人呢？大体可以说就是那些最好的知识分子。不能说没有成为右派的就不是最好的，但可以说出局的都是最好的。
我们今天都在反思我们的文化，这个文化的特征就是最好的出局，可以说，我们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学术界后继无人，学术水平一代不如一代。这些话虽然不能太认真，但这些话里所隐含的事实判断却是准确的，如果现在学术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到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了，因为从逻辑上讲，最好的出局以后，就不会有最好的结果了，这是常识。
先说法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在五十年代初就明令取消了，据我所知，中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在五十年代的反右中，很少不成为右派的。钱端升、陈体强、谭惕吾、韩德培、楼邦彦、王铁崖，不用查资料，一数就是一大串。社会学家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从老一代的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到晚一点的费孝通、吴景超，几乎无一幸免。中央是这样，地方上也如此。史学界向达、王利器、叶遐庵；雷海宗；新闻界徐铸成、储安平、陈铭德、彭子冈、浦熙修、陆诒等等，文学界就不用说了。
对于这些早已成名的人来，他们的右派命运还比那些没有成名的人要稍好些，因为倒霉时已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日后也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而那些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一成了右派，一生也就毁了。我曾经在一篇《林希翎和学生右派》的论文中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再个相反的事实存在。那些当年在学校成为右派的学生，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活跃，二是聪明（智商）过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后来成为右派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当年的右派后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基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后重回社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了。比如林希翎、谭天荣。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
我以北京大学为例。反右时北大最著名的两个文学社团是“广场”和“百花学社”。这两个社团里的活跃人物，本来是最有可能成为日后中国学术界主力的，但现在事实是他们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力，而是那时没有他们活跃的人最终成了学科带头人。比如写了《是时候了》的张元勋、沈泽宜等人，二十年后他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术界，但都没有再能成为他们所在学科的主力。还有北大物理系的刘奇弟，据说他当年在物理上的才华让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惊。龙英华（哲学）、陈奉孝（数学）、张景中（数学）、叶于生（哲学）、杨路（数学）王国乡（新闻）、崔德甫（中文）许南亭（数学）、沈迪克（物理）、杜嘉蓁（俄语）、李任（中文）李燕生（化学）、谭金水（日语）、张志华（中文）、蒋兴仁（生物）这些“广场”和“百花学社”的主要成员，除了张景中先生在专业上成了学科带头人之外，其余的人可以说，他们后来的成就和他们当初的天资是不成比例的。
去年秋天，我曾在山东曲阜和张元勋先生谈及我的看法，他也非常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