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共领导班子歧视女性，现今中央政治局二十四个正式委员和一名候补委员中只有一个女性，但是民间维权运动中，却不乏有才女出。这种与中共主旋律反潮流的情况，常常使人眼睛为之一亮。
最近广东番禺太石村罢免村主任的维权事件，不但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挺身而出，深入是非之地，还有一名叫郭艳的律师也为那些村民打抱不平，虽然他们被男性流氓以暴力赶出村子，但是她们的勇气与良心已经令人刮目相看。在这以前，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在课堂上讲林昭事迹而被开除的事件，艾晓明知道后很快写信抗议。林昭、艾晓明、卢雪松是中国当代三个世代女性的“三个代表”，走到一起来了。
艾晓明倡冲出书齐奔向田野
在网上看到“艾晓明：冲出书斋，奔向田野”的文章，对艾晓明有详细介绍，虽然她是“女性主义”者，但她关心的，不只是导演“阴道独白”的话剧，在两三年前就积极介入孙志刚案与黄静案，孙志刚是男性，可见她不只是“女性主义”而已。想来这与她在加拿大受到过人权培训有关，关心的是“人”。但是“冲出书斋，奔向田野”这个题目，不禁使我想到毛伟大有关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去修理地球的最高指示。不知道“返毛”的胡锦涛同志是否因此会对艾晓明教授体贴一些，关注她在太石村受到的恐吓和屈辱？
此外余杰在“开放”十月号还介绍另一位弱女子、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宋飞揭露招考黑幕等。她们都是学文学艺术的，是不是太浪漫而对现实世界有不太实际的理想？
当然，目前投身维权的中国“弱女子”还有许多，例如关心广东佛山与太石村维权斗争的北京“仁之泉工作室”负责人、学者侯文卓。当然更有已经奋斗多年的、以丁子霖为代表“天安门母亲”，她们已经从“弱女子”锻炼成“女强人”，这是共产党迫使她们“脱胎换骨”的。
受难者妻子的英勇抗争
从“天安门母亲”，我们还想到一些在江胡时代被中共专制政权逮捕的异议人士的家属。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今年十月六日决定将第三届“受难者家人奖”颁发给贾建英女士，她是异议人士何德普的夫人，在丈夫被抓走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她三次给美国总统布殊写信，请求他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自己的丈夫。她还写给联合国人权专员和美国卡特基金会投诉，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第二监狱写信抗议，还亲自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多次上访。她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所要维护的，岂止何德普一个人的权利？实际上也是全体受难者的权益。
类似贾建英情况的不少，因为中共制造太多的冤案。例如四年多前就已经被捕判刑的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中，杨子立的夫人路坤就不断为他们奔走呼号。最近再被判刑的张林，他的夫人方草也是如此。除了女性难属，被判十年徒刑的师涛，他的女同学小乔也不断为文呼吁。
不知道人们有没有注意到，上个世纪末开始被中共残酷镇压的法轮功，学员中不少弱女子，她们被虐待和凌辱的控诉更能显露中共这个封建男性流氓霸权集团的野蛮和残忍。
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众议院大胜反对派，“女刺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女刺客”其实没有像这个名称那样暴力化。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中国的弱女子来个“绵里藏针”如何？
为维护弱势族群的权益，中国这几年出现一批维权律师，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说老实话，我对中国的法治从来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也不熟悉这些律师，当年人大法律系同学在香港从事的“谘询”业务使我对中国的“法网”也略知一二，中国的法律与人情纠缠在一起，加上权力与金钱因素，还有什么“法治”可言？然而为了 “合法斗争”，也只能屈从于它的法律。
中国维权律师的勇气
知道这些维权律师的名字，主要也是从他们对异议人士与弱势族群的辩护，例如曾为民运人士刘晓波、杨建利、张林，工运领袖姚福信，被指控犯有伪证罪的北京律师张建中、家庭教会领袖龚圣亮以及记者师涛担任过辩护律师的莫少平，帮助陕北私营石油企业控告当地政府的朱久虎；为多名异议人士与法轮功学员打官司的郭国汀和高智晟；帮助周正毅案中被拆迁户的郑恩宠，等等。
在全世界，律师都是令人羡慕的行业。中国，正在从公开的人治社会向国际接轨，因此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一党专政需要加上法律的包装，律师行业也作为“新生事物”而日渐吃香。但是中国的人治传统和中共的一党专政，也使中国的“法治”，哪怕是包装，都步履艰难。有时还不止是艰难，而是风险处处。不许当事人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已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笑话；进一步就是向律师施加政治压力，党会关照律师该如何同他们“配合”；如果连配合也拒绝，就不排除使用专政手段或流氓手段了。于是就出现郑恩宠在上海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三年徒刑；朱九虎被陕西省靖边公安局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拘捕；帮助太石村村民维权的郭飞雄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扣押等等。在网上也看到蒲志强律师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天人交战，令人唏嘘。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帮弱势族群维权，得罪中共特权集团。就如郑恩宠的对手是周正毅，但是郑的维权对象是被周正毅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弟弟陈良军结成生意伙伴而侵犯权益的小市民，周的准夫人毛玉萍又是江大太子江绵恒的朋友，因此虽然周也以其他罪名入狱，而郑仍然没有好下场。
所幸现在“维权”已经成了摩登字眼，“维权律师”公开上网，不管所维的是弱势族群还是特权阶层，至少它已经是合法化了，因此为小老百姓维权的律师就有自己小小的活动空间。当然，他们除了要精通律师业务，也要懂得政治。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承担的风险和得到的回报完全不成比例，这才是我要说他们“蠢”的原因。当然，如果他们的回报指的不是物质回报而是精神回报，是良心的无愧与精神的满足，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那是任何一个中共官员再“保先”都保不了的。
这些人权律师现在成了弱势族群的“救星”，哪怕他们常常保不了自己。上述的“弱女子”也要倚仗他们。当然，说“合作”更好一些，因为在堂堂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他们是如此的寥若晨星。
尽管如此，当有人问我，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抛开毛伟大常说的“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看看现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许多不都是从这些专业人士当中孕育出来的吗？他们在民众中因为人品和能力积累起来的威望，将使他们在中国未来的变局中脱颖而出。也许这不是他们的本意，却是时势逼迫出来的。当今执政的台湾民进党领导人好几个不就是威权年代为美丽岛案子打官司的律师吗？
转自《开放》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