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真相：斯大林1936年去世替身现身26年

发表：2005-11-15 20:15

官方公报

1953年3月4日，当时苏联最具权威的官方报纸《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前一天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签发的斯大林病情公报，公报说， “斯大林于3月1日午夜至3月2日凌晨在莫斯科的寓所里突发脑溢血，造成右肢瘫痪并失去言语能力，3月2日和3日已采取了必要的医疗措施”。3月6日，《真理报》发布了斯大林病故医学鉴定书：“因连续出现心血管供血不足和呼吸困难，斯大林同志于3月5日21点50分逝世。”《真理报》的上述报道，就是苏联官方有关斯大林病情、死亡时间、地点及其原因的正式说法。但这种官方说法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

谋害之说

最先提出有别于官方说法的是赫鲁晓夫，1971年他在纽约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中讲述了斯大林死亡前的情景。他证实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他的孔策沃别墅里突发脑溢血而后去世的，而不是在莫斯科的寓所。此外，赫鲁晓夫还认为贝利亚有反常表现，暗示贝利亚与斯大林之死有关。

明确提出斯大林是被密谋毒害而早逝的是流亡西方的苏联学者阿·阿夫托尔哈诺夫，1976年他在德国出版的俄文版《斯大林死之谜》一书引起广泛关注。此后还出现了谋害之说的各种版本，如安·弗·安东洛夫－－－奥费申柯在《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一书中的说法也与阿夫托尔哈诺夫的说法相似，认为贝利亚是谋害斯大林的主谋，当然还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

最近有关谋害之说的提法，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爱·拉津斯基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他挖掘了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如斯大林的警卫员雷宾 1977 年撰写但尚未发表的回忆录《钢铁士兵》，并采访到了恰好曾在斯大林发病当天值班的警卫员洛兹加乔夫。俄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科戈诺夫在1999年出版的《苏联七领袖》一书中对此的描写也大致相同。根据这些见证者回忆：斯大林是3月1日白天突发中风昏迷，晚上10点多警卫员发现后通知了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并根据他的指示通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但斯大林的四位战友在2日凌晨3点多来了一趟就匆匆离开了，早上7点多再次把他们叫来，这时他们才决定叫医生来救治。

逝世诱因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谋害之说仅仅是推测而已，还没有任何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怀疑贝利亚有“谋害之心”的，也是缘于他与斯大林晚年的政治恩怨。不过，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所通过的组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来取代原政治局以及1953年斯大林发动的新的清洗运动，所针对的是原领导机构里的某些核心人物，并不只针对贝利亚一人，而且，事实上自1946年起贝利亚就不再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了，斯大林在1946年和1951年先后任命阿巴库莫夫以及党务干部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安全部部长，并进行直接领导。所以说，1953年3月的贝利亚早已经无法插手斯大林的安全警卫工作了。那么他又如何实施谋害计划呢？

其实，斯大林自1923年起就患有风湿病，1944年已出现血压过高和动脉粥样硬化的症状，1945年10月曾患过一次中风，1951年～1952年斯大林健康状况已明显恶化，他为此戒了烟，赤红的面色说明这时斯大林已有高血压的征兆，再加上1952年～1953年斯大林忙于发动新的清洗运动而没有休假，这一切都可能是他后来突发脑溢血的诱因。由此可见，健康原因是斯大林突然逝世的最主要原因。

目前结论

斯大林逝世虽然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对于斯大林死亡之谜这个重要历史悬案目前仍无定论，不过，我们结合1953年苏联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大背景，在了解见证人对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前后整个事件的详细叙述基础上，再分析斯大林的健康原因，目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谋害之说缺乏事实根据，当时并不存在长期准备的反斯大林的密谋，斯大林是因突发脑溢血而死。至于为什么官方发布的病情公报与斯大林实际发病时间“有误”，对斯大林之死进行专门研究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生物化学家若列斯·麦德韦杰夫认为，“不排除在斯大林突发中风后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自发产生的密谋”，麦德韦杰夫在其新书进一步提出，“在斯大林突发脑溢血而昏迷请医生来的这十几个小时，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达成了针对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九大上指定的苏共新领导班子和苏联政府的密谋”。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官方伪造关于斯大林发生脑溢血的时间以及拖延叫医生前来救护的做法，只是不想让更多的人过早地知道斯大林病危，为的是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对国家权力进行内部重新分配。

有人认为，如果及时救助斯大林是能救活的。对于这一说法，麦德韦杰夫的依据是，“斯大林是因颅内大面积出血而导致昏迷，这种重度中风就是在当今其结果也是致命的。若迅速采取医疗救护，只能是推迟去世的时间，仍救不活斯大林”。

为什么官方公布的斯大林发病地点与实际不符，笔者认为，苏联当局的做法很可能更多的是从权力平衡过渡的安全性角度考虑。斯大林没有留下遗嘱，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那一年3月5日20点召开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20点40分会议结束，21点50分斯大林逝世。

不久前，10位医生在斯大林去世前所做的医疗记录被解密，其内容令史学家大跌眼镜。

过去，史学家们喜欢援引彼得·洛兹加切夫的回忆录，他是斯大林去世前所住别墅的管理员，也是公认的第一个见到斯大林尸体的人。他在书中写道： “斯大林躺在桌边的地毯上……我迅速通过对讲机叫来斯塔洛斯金、图科夫和布图索夫。领袖穿着衬衫，身体已经僵硬了……他被抬到沙发上，盖上了厚毛毯……3 月2日上午9时，医生赶到了……他们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检查……”

然而，这本1953年3月2－6日期间的医疗记录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些记录是由值班医生和病理解剖学家签字的，他们不可能伪造，因为这足以引来杀身之祸。

记录中写道：“3月2日上午7点，教授们开始对病人做首次检查……克里姆林宫分管医疗保健的库佩林同志也在场……病人躺在沙发上，身着外套，已经失去了知觉……”

这表明医生在7点前便赶到了。洛兹加切夫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在医生到来之前被罩上过外套。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斯大林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衣冠不整的领袖尸体被掉包成一个“突然生病”、身着外套的替身？而别墅管理处主任奥尔洛夫也曾说过，人们发现斯大林时，他已经死了。

我们不知道斯大林遗体被藏到哪里了。或许，他先是被放到别墅的大冰箱里，然后被偷偷埋掉了，或是被扔在地下室了。布哈林和雷科夫在去世后尸体都不知去向，这样的情景完全也可能在斯大林及其替身身上发生。从这份解剖报告来看，医生们病理解剖的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而是李代桃僵的替身。

“替身”之谜

这本医疗记录相当详尽，没有漏掉领袖身上的一道疤、一块斑，却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在斯大林20年代时的医疗报告中，医生曾记录过他左脚的第二、三根趾头是长在一起的。随后，没有任何记录说他曾做过分离手术。即使做过，也应该留下疤痕。但最后的医疗解剖记录竟然漏掉了这一特殊细节。

斯大林的左手无法伸直，有早期病历及众多历史照片为证，但这一重要特点也被忽略了。

虽然疑云重重，但我们毕竟无法开棺验尸。有传闻说，斯大林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3日便被毒死了，而他的替身也在1947年3月26日被害。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手下是在用定期更换替身的方式，让伟大领袖永远“统治”下去。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重臣，曾任苏联总理。据他儿子安德烈回忆说，即使是在斯大林逝世30年后，他都不能从父亲嘴里问出关于领袖的任何情况。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正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1953年3月下令“结束”了最后一个替身的存在。

如果克里姆林宫红墙下埋的不是斯大林，那又会是谁？

有一些流传甚广的推测说：由于密谋并使用慢性毒药，斯大林过早地去世了。最近出版的一部斯大林传记就阐述了斯大林是死于毒害这种看法，这部传记的作者 Э.С.拉津斯基使用以前保密的档案文件写成了这部传记。但这些推测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立论材料，而是用一些间接的资料作为证明密谋说成立的证据，这些间接的资料是－－官方对斯大林出现脑溢血的日期和发生这件事的地点（孔策沃的别墅，而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寓所里）进行了篡改、没有理由地拖延召唤医生长达几个小时，以及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们，首先是Л.П.贝利亚、 Г.М.马林科夫的反常举动，这些不仅引起了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斯大林的警卫人员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在病人床前值班的医生们的注意。现在回到斯大林的健康和病情这个正题上，本文要证明的是，密谋显而易见是存在的。不过，这个密谋不是长期准备的反对斯大林本人的密谋，而是由于斯大林的病情而自然引发的密谋。这次密谋旨在反对苏共十九大之后斯大林于1952年10月组建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新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贝利亚和Н.С.赫鲁晓夫是无法使斯大林失去权力的，斯大林只是在瘫痪中风之后，随着失去知觉才失去了权力。他的三个战友阻止报道斯大林的病情，其目的是为了撤消斯大林组建的扩大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并建立起三人同盟的国家管理体制。三人同盟篡夺政权发生在1953年3月1日凌晨斯大林出现脑溢血与3月2日医生们应召前来为病人诊视之间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在分析1953年3月初事件的时候，所有的斯大林传记作者都只是采用了两种关于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法，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些回忆录最先是1971年在西方出版的。第二种说法是斯大林卫队的一些工作人员所说的，1953年2月28日至3月1日那个非常不幸的夜晚，他们在孔策沃的别墅里值班。这种说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并且被收进了在最近1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传记中，其作者记下了一些警卫人员的叙述。既然赫鲁晓夫的说法与警卫人员的说法基本一致，于是，如此刻画的情形便被认为是客观的。不过，认为斯大林死于密谋和“毒害”的见解所依据的不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是某种“动机”的存在，这种“动机”是因为1953 年2月底之前斯大林给自己的战友们所造成的威胁和恐惧而产生的。

但是，现有的关于1953年3月1日至2日所发生的事件的两种说法源于密谋成立的情况下的密谋的必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间接参与者。因此，他们对披露所发生的事件的完整情形不感兴趣。两种说法对所发生的事件及其相互联系谈得非常的简单，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掩盖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情况。

1926年斯大林开始抱怨手和腿的肌肉疼痛。在此之前已经建成的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用马采斯塔硫化氢温泉浴进行治疗。秋天斯大林休假并去治疗，选择了一家老马采斯塔硫化温泉，其主治医师是疗养医疗学专家И.В.瓦列金斯基。不久前公布的瓦列金斯基的简要笔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1940年以前斯大林健康状况的最清晰的描述。

三个医生对斯大林作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做了属于天然温泉的马采斯塔硫化氢温泉浴的一个完整的疗程。这对他很有益处。但是，1927年斯大林又一次来到了马采斯塔温泉，这时已经是11月底了，可他还是抱怨手和腿的肌肉疼痛。在硫化氢温泉浴疗程开始之前医生们仔细诊察了他的健康状况，给他的肺拍了X光照片，并给他的心脏做了心电图。

一切都很正常，包括血压。这一年斯大林48岁。斯大林又一次受益于温泉浴的治疗。1928年和1929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工作，没有休假。直到 1930 年他才回到马采斯塔温泉。К.Е.伏罗希洛夫和А.М.高尔基到他这里来过。在这一年斯大林任命瓦列金斯基为自己的私人医生，并赠给他一套莫斯科的五居室住宅。瓦列金斯基被任命为茨哈尔图博疗养区发展规划的负责人。正是亏了斯大林的关照，30年代整个高加索黑海海滨才有了迅速的发展。这里发现了几十处医疗用矿泉。1930年和1931年斯大林把自己的休假延长到2个月，在南方度过了8月和9月。在莫斯科暂时代替斯大林的通常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定期地给他发出关于所有重要问题的书面指示。1930年8月13日便函结尾的附语是这样写的：“P.S.，我在逐步地恢复健康。”1个月后，1930年9月13日，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的已经是：“我现在十分健康”。1931年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住了一段时间。他在8月21日的便函中给莫洛托夫写道：“这里的水很奇妙。真的。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再详细地告诉您。”

由于斯大林患上了咽喉炎并且发高烧，1936年12月瓦列金斯基被召到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参加会诊治疗的还有：心脏病专家В.Н.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和咽喉病专家Б.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斯大林像接待老朋友一样接待了瓦列金斯基，并详细询问了不久前成立的全苏高尔基医学实验研究所的有关情况。这时斯大林注意到全苏高尔基医学实验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大量地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很少进行实践，并且也不从事有关延长生命问题的研究”。在斯大林的这次批评之后，延长生命的问题很快就成为苏联医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1937年基辅生理学所所长А.А.博戈莫列茨教授创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常设考察团来考察研究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稀奇少有的长寿者。斯大林相信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认为，高加索人之所以长寿，是因为有山区的气候、冰川雪水以及自己饮食的特殊性。“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冰川溪水运进了莫斯科，献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居住和工作的所有房间都镶衬了木材。斯大林认为木材蒸发出的气体改善了空气的质量。在克里木，斯大林没有特别的别墅。住在克里木的时候，斯大林通常居住在重新装修过的亚历山大三世的一些皇宫里。在斯大林居住的房间里，都专门为他镶衬了克里木的松木。

瓦列金斯基最后一次给斯大林做诊治是在1940年2月13日，这一次又是因为喉咙感染。斯大林在发高烧，但是他仍在工作。正是在这几天，苏联-芬兰前线进行着激烈的鏖战。在斯大林的工作台上铺着一张芬兰地图。他向医生介绍了战事的进程，用铅笔在工作台上敲了一下之后说道：“攻克维堡指日可待。”但是，维堡在一个月之后才被攻下来。瓦列金斯基于1944年转到了莫斯科郊区“巴尔维哈”政府疗养院工作，在巴尔维哈疗养院，他担任主治医师。根据他的挑选，心血管病专家维诺格拉多夫被任命为斯大林的私人医生。这与斯大林健康状况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关系－－此前在他身上发现了血压过高和动脉粥样硬化的症状。

众所周知，斯大林基本上是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并工作到深夜。半夜之后已经很晚他才去孔策沃别墅，在那里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于凌晨3点钟或者4点钟躺下睡觉，并于早晨10点钟或者11点钟起身。但是这种作息制度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从20年代开始，斯大林13点钟在克里姆林宫接待来人，而有时是在上午 11点钟或者12点钟接待来客。中午在办公室下面一层的房间里小睡和休息一会儿之后，斯大林继续工作，并在晚上7点钟或者8点钟结束工作。这个时期，斯大林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且这基本上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在1932年妻子自杀之后，他的作息习惯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通常大约在 16-18点钟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并工作到晚上21-23点钟。他越来越频繁地去莫斯科郊区的孔策沃别墅过夜。他常常邀请自己的战友和朋友来别墅里共进晚餐，很晚，并且在喝了大量的烧酒之后才躺下休息。烧酒是一种催眠药，有时医生也推荐使用烧酒。30年代和40年代，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西方还没有安全的安眠药。最有效的制剂是巴比土酸盐，定期地服用它会导致麻醉剂瘾。对于长期失眠的人来说，烧酒要安全一些。

在1941-1945年战争时期，这个作息制度被保持了下来，但是睡眠的时间又大大地减少了。任何“休息日”或者假期都没有。斯大林每天在克里姆林宫和别墅里工作13-15个小时。

第一次中风发生在1945年10月10-15日，但是有关病情和治疗的任何细节都没有保留下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有一个所谓的“И.В.斯大林病历”，这个病历记述了很多年里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资料。在1952年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之后，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指示，所有有关斯大林的医治材料全部被销毁了。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45年秋天“父亲病了，而且病了很长时间，病得很重”。关于病情却一字未提。在斯大林生病期间，斯韦特兰娜没有被允许去探视父亲，甚至都没有被允许往别墅给父亲打电话。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谁都不可以给斯大林打电话，于是这就产生了流言，看来，这种流言是有根据的，即斯大林出现了暂时的失语。

只是到不久前，借助于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对斯大林做过病理解剖分析研究的医生们的回忆，才可以推测第一次中风没有出现脑溢血。中风之后必须改变作息制度并减少工作量。显然，医生们向斯大林解释了这一点。从1946年开始，斯大林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就变得比较晚和比较少了。直到20点钟、21 点钟或者甚至22点钟，他才开始接见来客，并在2-3个小时之后结束接见。斯大林每天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时间已经不长于3个小时，而且也远不是每天都到自己的官邸来。

为了解决各种日常问题，访问者常常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别墅来，或者在白天，或者来吃晚饭－－半夜之后。根据斯韦特兰娜证明，在1945年生病之后，斯大林有很多时间是在那个很大的森林公园里度过的，在森林公园的中心建造了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在公园里为斯大林建造了一些带小桌子的亭子：“他就这样整天在公园里来回挪地方，人们给他拿来了纸、报纸、茶……在这一点上反映了他的理性主义：最后几年，他渴望健康，希望能长寿。”

1946年秋天，斯大林自1937年以来第一次到南方去休养。休假假期很长，接近3个月，而且是从克里木开始的。1949年专门在阿布哈兹山中湖泊－－里察湖的岸边为斯大林建造了一个很大的疗养区。现在斯大林可以一年在海拔大约1000米左右高度的山上生活几个月。

斯韦特兰娜最后一次到孔策沃别墅来看父亲是在1952年12月21日。这一天是斯大林的生日，他73岁了。斯韦特兰娜注意到父亲的脸色变了：“那一天，他看上去不太好。看来，他感觉到了生病的征兆，也许是高血压的征兆，因为他出人意料地戒了烟，并且颇以此为自豪－－他吸烟大概不少于50年。” 通常，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现在他的脸色是红的。斯韦特兰娜推断得很正确，这是高血压的征兆。已经没人来给斯大林做检查了，因为他的私人医生在监狱里。

斯大林之所以戒烟，是因为感觉到了“供呼吸的空气不足”和肺部疼痛的症状。这是已经出现了肺气肿的征兆。

但是，依赖尼古丁的人一下子戒烟会导致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新陈代谢的变化会引起脂肪沉积。这时，兴奋加剧，注意力难以集中。总是很消瘦的斯大林正是在 1953年初体重增加了。体重的增加同样又导致血压的升高。借助于完全的安静和疗养可以延缓身体机理被破坏的过程。但是，1952-1953年的秋天和冬天斯大林取消了休假，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领导了纷繁复杂的镇压运动，这一次镇压运动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医生案件”而被载入苏联史册。

1952年2月的上半月，斯大林与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会晤，讨论国外情报部门的改组问题。在被斯大林召见的人当中有当时的国家安全部第一局（侦察局）副局长П.苏德普拉托夫将军，苏德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看见了一个疲惫的老头。斯大林变得很厉害。他的头发非常稀疏，并且尽管他说话总是说得很慢，但是明显地，现在他讲话好像很费力气，两句话之间的停顿也比较长。”

2月28日晚上，晚餐很晚才开始，斯大林邀请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这些自己的最频繁的造访者与他共进晚餐。根据赫鲁晓夫回忆，晚餐快要到星期天3月1日凌晨5点钟才结束。斯大林喝了很多酒，而且情绪很好。白天，赫鲁晓夫等待斯大林的电话召唤，邀请他去参加星期天的晚餐，但是斯大林没有打电话来：“我不敢相信，会度过一个完整的休息日而没有斯大林要我们去他那里的电话召唤。” 当然，这个四人团的其他人也同赫鲁晓夫一样，等着星期天被邀请到斯大林那里去，并且也都为没有电话的召唤而感到惊奇。

在解释斯大林生前的最后这几天的事件的时候，很多传记作者们都对一个事实赋予了特殊意义，即多年担任斯大林卫队长的Н.弗拉西克将军于1952年12 月被免职并被逮捕。有人认为弗拉西克被免职可能是贝利亚策划的，贝利亚还把自己的人安排在弗拉西克的位置上。实际上，弗拉西克将军从1947年起已经担任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局长，而不是斯大林的私人警卫了。在斯大林对他失去信任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弗拉西克被逮捕。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被任命兼任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局长。伊格纳季耶夫还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斯大林试图用这些任命剥夺贝利亚对自己各处官邸警卫的一定的直接影响力。伊格纳季耶夫应当向斯大林本人汇报一切有关情况，并从斯大林那里接受指示。

1952年正是伊格纳季耶夫领导了对“医生案件”和“格鲁吉亚人案件”的整个侦讯的具体准备工作，这些案件预计在1953年3月底结束，这些案件给斯大林提供了改组整个高层权力机构的根据和理由。在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无疑，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个关键人物，而且在1952年底斯大林常常邀请伊格纳季耶夫及其一帮副手到克里姆林宫和别墅里讨论案件审判工作的各个细节问题。

孔策沃别墅戒备森严。别墅卫队有以别墅卫队长为首的100多名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为斯大林“提供日常服务的”人员－－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及其他人也像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那样，是固定不变的。

1953年3月1日，星期天，孔策沃别墅卫队长、国家安全部上校奥尔洛夫休息。在毗邻斯大林居住的房间的别墅值班室值班的是老警卫人员斯塔罗斯京、副卫队长洛兹加切夫及其他几个军官。值班的还有女管理员М.П.布图索娃，赫鲁晓夫把布图索娃写成是“一个在别墅里工作了很多年的斯大林的忠诚女仆”。别墅的所有房间都有内部电话－－传声器系统相连。斯大林的每一个房间，甚至浴室和厕所都安装了内部传声器。斯大林用内部传声器招呼服务人员给自己送去茶或者食品，让人们给他送去邮件及办理其他事务。除了传声器之外，斯大林的所有房间还安装了政府电信线路和通常的莫斯科市内的交换电话网的电话。在苏联有100多个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国家安全部部长、总参谋长、各大军区司令员、一些州委书记、苏共中央主要部委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有直通斯大林的电话，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斯大林本人打电话。

假如相信别墅警卫人员的叙述，那么3月1日谁也没有给斯大林打过电话。别墅卫队副卫队长洛兹加切夫的讲述被拉津斯基写的书引用了，他说，早上10点钟警卫人员集中在厨房里，等着斯大林打铃，斯大林通常在上午10点钟和11点钟之间起身。通常是布图索娃把食品送到斯大林的房间里去。3月1日一切都变了一个样。洛兹加切夫叙述说：“10点钟他的房间里－－没有动静。可是11点钟敲响之后－－仍没有动静，12点钟还是没有动静。这已经很奇怪了。”

“没有动静”这个表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斯大林的所有房间，除了电话之外，还另外安装了特殊的信号系统，这个信号系统可以使警卫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能观察到斯大林在哪一个房间里－－特殊的发送器镶嵌在软座家具上（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讨论决定是否可以把孔策沃别墅变成“И.В.斯大林别墅”这一问题的时候，马恩列斯研究院的一批研究人员来到别墅。这一批研究人员中的一位曾经回忆说：“所有软座家具上的弹簧都露出来了－－这是向警卫人员显示斯大林现在何处的信号的特殊发送器的残迹”。）

洛兹加切夫接着自己的叙述：“但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仍然没有动静。2点钟－－房间里还没有动静。我们开始着急了。3点钟、4点钟－－没有动静…… 我们和斯塔罗斯京坐着，斯塔罗斯京说：‘有点不妙，我们怎么办？’……的确，应该怎么办－－去他那里吗？晚上8点钟－－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9点钟没有动静，10点钟没有动静。”

直到23点钟，洛兹加切夫决定带着中央委员会寄来的邮件到斯大林的房间里去，并看一看斯大林出了什么事。原来，斯大林躺在了小餐厅的地板上了。他穿着睡裤和衬衣。睡裤湿了，斯大林麻木了。斯大林麻痹了，失去了知觉，而且这个样子躺在地板上显然已经有几个小时了。警卫人员把斯大林抬到了沙发上，并给他盖上了方格毛毯，在这之后开始打电话－－首先给伊格纳季耶夫打，然后，按照他的吩咐给马林科夫打电话。

沃尔科戈诺夫的《七个领袖》一书中所描述的事情发生的过程大约就是这样的：“半夜之后大家非常惊慌。但是没有召唤，谁都不能接近领袖，因为贝利亚的指示就是这样吩咐的。”

很难相信事情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发展的。任何对于斯大林警卫人员的“贝利亚的指示”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警卫人员本身的健康思维和对于失职的必然恐惧不会允许他们有如此长时间的等待。布图索娃是斯大林的私人奴仆，已经在斯大林这里服务了10多年，她完成了斯大林的无数的日常生活要求，不会在没有锁上的门旁边等着，并去猜想斯大林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定早餐、午餐和晚餐，为什么没有让把茶送过去－－所有这些情形完全令人难以置信。

根据这种说法，马林科夫在半夜前不久从别墅得到了消息，并立刻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和贝利亚。他们所有的人与布尔加宁一道于夜里1点钟左右赶到别墅。只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进入了斯大林居住的房间。他们从房间里走出来之后向警卫人员宣布：斯大林睡得很安静，因此不允许打搅斯大林。这四个人都分头回家了。在警卫人员再一次打来新的电话若干个小时之后，这四个战友又回来了，还把医生及卫生部部长都召到了斯大林这里。

因此，从警卫人员的叙述中显然可以看出：斯大林在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并瘫痪了。当然，他们向半夜之后赶来的领袖们汇报了所有的详细情况。要区分一个健康的熟睡的人与瘫痪的、中风的人，是不用太费力的。斯大林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在这样的状况下度过了一整天。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深夜第一次造访孔策沃的时候的举止，只能解释为他们知道可以不必顾及斯大林了，国家的政权已经属于他们，而不是属于斯大林了。在这一次造访之前，他们显然已经知道在一整天的时间里斯大林的房间里“没有动静”。原因不难猜测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疑，在星期天都给斯大林打过电话，甚至还使用了若干个政府电信系统。任何一个房间都没有人拿起话筒。斯大林的四个战友都不愿意匆匆忙忙地赶到别墅去、召唤医生并向国家发出有关斯大林患了中风的通告。他们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磋商好。

假如排除沃尔科戈诺夫和拉津斯基40多年以后所写的警卫人员那不足相信的叙述和赫鲁晓夫的叙述，那么就完全没有关于从3月1日上午11点钟到3月2日早晨 7点钟医生们赶到别墅这20个小时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任何资料了。阿利卢耶娃关于父亲去世的叙述没有关于这一时间段的任何资料。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的“不幸”发生在“3月2日的凌晨”，正如官方文件中所宣告的那样，但是斯韦特兰娜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斯韦特兰娜对于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第一次造访别墅的有关情况一无所知。斯韦特兰娜的说法是以与斯大林的管家В.В.伊斯托明娜的谈话为依据的，伊斯托明娜从1934年这个别墅建成的时候开始就在孔策沃斯大林身边工作了。“瓦列奇卡”，斯韦特兰娜这样称呼伊斯托明娜，“在最后几年她对他的了解要比我多得多，并且看到的也要比我看到的多得多……每逢盛大的节日酒宴她总是在桌子的边上服侍着，她可以看到各界人士”。 3月1日，星期天，伊斯托明娜没有在别墅里。星期一，3月2日，她来到别墅并留在这里直到斯大林去世。

3月2日至5日在别墅值班的还有其他人，这些人有很多：“厨师、司机、卫队值班调度员、餐厅服务员、园丁”，他们所有的人都认识斯韦特兰娜，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向斯韦特兰娜讲述前几个昼夜所发生的事情的任何情况，甚至连贝利亚以及其他人都参加的最后一次晚餐的情况都没有告诉给斯韦特兰娜。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都担心害怕向什么人讲述了什么。禁止对所发生的事作任何报道。斯大林别墅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斯大林去世若干天之后都离职了。斯韦特兰娜写道： “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在这里服务了10至15年的人们都被扫地出门。所有的人都被驱散到不同的地方，卫队的很多军官被打发到其他城市。在那几天，两名军官用枪自杀。人们什么都不明白，不明白－－他们错在哪里？为什么这样攻击他们？” 现在，对别墅工作人员的这些迫害的理由就清楚了－－他们只是知道得太多了。

很难相信，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完全出人意料的“没有动静”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已经清楚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的情况下，值班的警卫人员会自作主张地决定应该怎么办。他们理所应当要向“上级”报告，然后执行领导人的指示。对于这些警卫人员来说，他们的直接领导人不是马林科夫，而是伊格纳季耶夫。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别墅警卫队恰恰正是给他打了电话，向他汇报了斯大林的房间里“没有动静”这一情况，而且这个电话大概是在中午12点钟和13点钟之间打的，因为到这时，情况的异常性已经显而易见了。后来，伊格纳季耶夫做出了与别墅相关的决定，而且伊格纳季耶夫不会不就这一问题去征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及贝利亚的意见。

在1953年3月初，对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来说，危险的是活着的斯大林，而不是死了的斯大林。而对于伊格纳季耶夫来说，死了的斯大林比活着的斯大林要危险得多。伊格纳季耶夫不会不清楚，为什么发动了“格鲁吉亚人案件”和“医生案件”，而且他也会想象到：这两个已经“侦讯完毕”的案件，连同国家安全部的所有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立刻就会完蛋。事情恰恰就是这样发生了。根据3月1日的某一个指示，终止了对“医生案件”的调查和审讯，1953年3月2日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都只字未提。这种对活动的广泛普遍的宣传气氛，只有在对当时由苏斯洛夫领导的整个庞大的宣传鼓动部系统以及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国家新闻检查机关的各个部门下达了指示才能成为可能。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几天里，国家安全部负责这些“案件”的侦讯小组的负责人和伊格纳季耶夫的两个副手被逮捕。伊格纳季耶夫本人却得到了提升。在3月5 日晚上，即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伊格纳季耶夫得到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位，虽然中央书记的人数从10人减少到5人。从1953年3月6 日到 4月6日，伊格纳季耶夫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系统内负责分管合并了的内务部的工作。在4月6日发布了关于给医生平反的消息和关于国家安全部采用了“被禁止使用的侦讯方法”的消息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应该离开自己在苏共中央委员会里的职位。然而，他不是被指控为“有罪过”或“犯了错误”，而是被指控为“丧失了警惕性”。他得到了苏共巴什基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两年之后他成为鞑靼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1956年他被选为苏共二十大代表，并帮助赫鲁晓夫起草了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把伊格纳季耶夫说成是斯大林的牺牲品。伊格纳季耶夫死于1983年，享年79岁，在1974年70岁的时候获得了例行的政府奖赏。他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

伊格纳季耶夫无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亦或在1957年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被免职之后，都没有遭受折磨。对这位从1951年7月至1953年2月斯大林镇压意图的主要执行者的这种态度首先证明了：保护他的主要是赫鲁晓夫。

可以推测，假如伊格纳季耶夫知道3月1日斯大林的房间里出人意料地“没有动静”，那么他就会知道“没有动静”的原因，无疑，警卫人员同样会知道斯大林房间里“没有动静”的原因。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知道这件事，伊格纳季耶夫是应该向他们汇报所发生的事情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情况通告给了自己的伙伴：赫鲁晓夫通告给了布尔加宁，马林科夫通告给了贝利亚。领导层这两个集团之间早就有斗争。但是无论哪一个集团都担心一种情况－－假如在政权继承性问题解决之前过早地把关于斯大林病情的消息扩散到小圈子范围之外，那么国家的领导层和广大人民群众会产生自发的反应。3月2日根据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命令，一些军队被调进莫斯科以防万一。这保证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达成了妥协。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赫鲁晓夫就知道了贝利亚打算控制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于是他和布尔加宁商讨预防事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件事上他没能获得成功，因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第一次来孔策沃探视病中的斯大林是以向警卫做出了“不要打搅睡着了的斯大林”这一指示而结束的，这一次探视使这4位领袖相信斯大林已经将起不来了。之所以没有召唤医生，是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会将所发生的事情扩散出去。在3月1日至2日的夜里，所有的重要决定都已经做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恢复在苏共十九大之前存在的那个政治局，而现在它被冠之以“主席团”这一新的名称。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共十九大成立了党的新的领导组织机构。政治局被扩大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替代，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斯大林又出人意料地建议成立由9个人组成的范围较小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来“具体领导”国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没能进入这个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十九大之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只在1952年10月31日和11月22日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里召开过两次会议，但是每次会议К.Е.伏罗希洛夫都没有参加。斯大林简直就不理睬他。但是，“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不是合法的领导机构。苏联共产党新的党章没有规定设立“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及“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1952年10月16日公布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时候，只宣布成立了主席团及其人员组成情况，而没有提及“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1953年3月之前，关于这个“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存在几乎谁都不知道任何情况。“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没有公布过，并且没有分发到各级机关。弄不清楚，这个范围很小的“具体的领导”机构是否存在以及其成员的职权是怎样划分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想改组政府，而要合法地改组政府，就必须要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的草案应该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做出，因为原先政治局的职能转归了主席团，而不是转归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但是，无论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都不愿意召集主席团全体委员的会议，这样的会议还一次都没有召开过。倘若那样做就似乎意味着该权力机构的合法化。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打算撤消斯大林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显然支持这一方针。

3月2日凌晨，新的领导机构成立了，其成员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的值班秘书在自己原先的岗位上，并且继续像往常一样将所有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人记入来访者日志。第一个进来的人是贝利亚。大家像往常一样沿着桌子坐下，让斯大林的椅子空着。没有正式的会议主席。出席会议的有“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原先的政治局委员－－В.М.莫洛托夫、А.И.米高扬和Н.М.什维尔尼克，后边这几个人斯大林没有把他们列入范围较小的领导人组成之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М.Ф.什基里亚托夫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会议总共持续了20分钟，会议议程不清楚。可以推测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自我确认的问题。

同一天晚上，新的权力机构又一次召集会议。这一次会议正好持续了1个小时，从20点25分开始，到21点25分结束。大概，解决了一些问题：撤消在苏共十九大上成立的扩大了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改组政府以及于1953年3月5日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不可能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因为参加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活动的约有300人。显然，3月5日是最切合实际的日期，并且这一日期与斯大林的疾病的进展情况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事件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3月5日黄昏前，这时斯大林还活着，召开的不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因为在中央全会上会产生与解释为什么要撤消斯大林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原因相关的问题，而是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总共持续了40分钟，但是会议决议被认为是对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最终的决议。因为斯大林还活着，所以他被列入由11名委员组成的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人员中。

作家К.М.西蒙诺夫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他记述了自己的印象：“我有一种感觉，从后边的房间里出现的政治局的老委员们以一种深藏在心里的、不表露在外面的但是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在他们的脸上掩饰不住地流露了出来－－大概，只有莫洛托夫除外，他不露一丝声色，仿佛石头一样僵硬。至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在主席台上讲了话，讲得生动、有力、务实。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举止中的某些东西与他们讲话的正文之前的序文以及这些讲话的与斯大林的病情相关的哀痛的结尾部分不相吻合。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那里，在主席团里，人们解除了某种压迫他们、束缚他们的东西，他们有点像是孩子被去掉了尿布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个会议结束1小时10分钟之后，医生们确认斯大林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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