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根据老舍的剧作改编，1958年在北京首演，之后几乎是近20年上演一次，包括1979、1999年。据本次演出的制作人哥伦比亚制作公司总裁石新平介绍，除了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冯远征这些《茶馆》的原班人马外，宋丹丹的加盟无疑成为这次《茶馆》的最大亮点。
人艺大腕们聚集在“老裕泰”，无疑最吸引观众的眼球，大茶馆也成了演员们“较量”演技的舞台。经过多年舞台的磨合，《茶馆》中的几位老茶客驾驭起自己的角色来也更加游刃有余，无论是常四爷的正义耿直，秦二爷的精干傲气，还是松二爷的胆小怕事，刘麻子的狡诈无赖，演员们通过在舞台上的交流将老舍笔下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示出来。
在《茶馆》纽约开演之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及《茶馆》演员濮存昕接受了的专访。
专访：目前为止你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观众有何不同？
濮存昕：美国人也会问我们类似的问题，比如你来美国和我们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空间和距离的差别，美国人怀着一个特别大的兴趣来看中国的话剧，应该都是第一次，即使是同胞们看话剧，他们应该说是看得很少，新鲜感和国内的观众应该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判断问题的角度，他们的审美，习惯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茶馆》这次来美国所引起的一些兴趣，一些反响主要还是来源于他们对东方文化从陌生到产生兴趣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很重要。我曾经说过大的道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全世界受到瞩目，同时它的文化依然是灿烂的，也是全世界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然而，我又觉得，这个灿烂的文化不止是传统的文化，当今文化和现代文化应该说是有很多不错的作品，而《茶馆》应该是代表作之一，因为导演焦菊隐先生真的是学贯中西的一个学者，他很遗憾在60年代去世了，如果他不去世的话，到现在他应该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戏剧大师，甚至可以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媲美。
他的学问没有做完，就去世了。他造就了《茶馆》，带领着北京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辈们、老演员们创造的《茶馆》是焦菊隐先生的代表作，它也是中国戏剧的代表作。那么，把《茶馆》拿到美国作介绍，作交流是一个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前辈曾经梦想来美国演出，都到了加拿大了，但就是没有进来。当时因为政治上的原因，80年代，还处于冷战时期，隔阂，不理解，政治上的差异太大，所以没有进来。
那么，我们今天进来了，我们其实在完成这个梦想，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把演员减少到三十多位，那么，整个团队现在是59个人，而当年是 80多个人，而且这么大的一个集装箱的舞台设备。所以，商业运作来美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赞助也好，观众的票房支持也好，这都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次，因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需要，包括华盛顿举行文化交流年的原因，这是一个机遇，太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来了，来了才能够把《茶馆》搬到美国观众的面前。
那我觉得，我们实际是在完成一个梦想。而这一梦想也在影响着美国的观众。对于在海外的侨胞们，他们对于茶馆的兴趣应该是和国内的观众完全不同的。而且我觉得，今后很难很难再来，主要是因为这个商业运作的问题，运费太高，成本太高，这次横跨太平洋的运费是由国家负担了。
专访：有人说，在媒体泛滥的今天，中国话剧有过时的可能。你如何看待？
《茶馆》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戏剧，而这流派、那风格的现代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眼花缭乱的时期。那么，这个戏剧会不会有人说很旧，现实主义的表演已经过去了，而我恰恰认为，很多很多，尤其是很多对文学依然保持兴趣的观众对所谓的高雅和主流文化有着兴趣的观众，他们依旧有很大的兴趣回过头来看看久违的现实主义。
这个现实主义表演，其实我在百老汇看过一些戏剧演出，我觉得，他们在表演上实质上仍然非常遵从现实主义。但是在舞台样式上，在争取市场，争取商业价值的情况下，舞台上的变化很丰富，很多样化。但是，我觉得，久违的现实主义，或者这种写实的布景将不断把观众拉回话剧剧场。在这点上，中国和美国的观众都是一样的。
专访：那么，中国话剧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濮存昕：这不是中国话剧本身面对的一个状况，是整个中国的文化状态。大家其实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每年开政协会议，开两会时，都得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慢慢地都在改进。我们也在呼唤文艺法尽快出台，这方面立法研究也正开始着手，但是根本没有改变的一个东西应该是大环境、大趋势。所以，不能孤单单地说是中国话剧本身的兴旺或是危机。我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去担心，因为市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人们对于文化精神产品的需求这永远是有的，关键看你如何去做，去做得更好，让观众满意，让读者满意。
专访：经济发展对话剧艺术的发展有何影响？
濮存昕：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的这个概念使许多艺术家还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方法，不完全跟着钱走，虽然经常说今年度很糟糕，去年很糟糕，可是仍然有好的作品出来。比如大家也经常说，中国电影很糟糕，但是每年依旧有非常好的作品。虽然现在市场并不繁荣，观众也不很愿意掏钱来看电影，可是，优秀的电影作品仍旧每年都有。
我觉得，真的是，这些艺术家在坚持，这些文学家也在坚持，虽然一些大的文学家现在没有去写东西了，但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在积累着，他们都没有停下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没有看到一个我尊敬的文学家会不写东西去赚钱，没有，就是没有，国家给我这二两饭，我就吃这二两饭你国家给我这三两饭钱，我就赚这三两饭钱，但是我一定忠于我自己。中国人这种不断自我完善的品德是中国文化特有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散不了的，文化大革命整成那个样子，整个民族最原本、最优秀的东西还在慢慢恢复着。并不会因为你是个王八蛋的社会，我就是王八蛋，我绝对不当王八蛋。虽然现在问题很多，形势很严峻，怎么做人还是自己的事情。那么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问题。
专访：市场方面依然不够火爆？很多人会拿话剧和百老汇比，说百老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而中国的一些传统戏剧相对而言看得人则少得多？
濮存昕：这在方法上有很多是要学习的。受到我们国有体制的一些制约：人事、财务、市场运营、我们思想文化上还渴望更多的自由等等，现在还有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但就我而言，我对话剧的未来非常乐观。
专访：作为公众人物，你觉得和作普通人有冲突吗？
濮存昕：在不同的空间里，不同的形像。你在公众空间里，你当然应该作公众人物。在家里的私人空间里，你依然做公众人物，你媳妇不骂你？那么你和老百姓在一起，让你签个字，那你就签呗。照相，就照呗，很简单。
专访：如何看待炒作文化？如何看待“超女”现象？
濮存昕：对待炒作文化，一些人就靠这个吃饭，也有这个市场。也正是因为有市场，才会有人来做。谁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因为有利，才会去做。但是，在社会的规则上，大众的公理上，应该有一个规?，不要太乱，不要太吵杂。一个小报，也要有自己的空间，它也得生存，正经的也得做，通俗艺术要作，流行文化也要作。那么所谓主流文化，所谓高雅艺术，你没有做好，你不能埋怨别人。
不要抱怨超女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超女现象存在就有它本身的合理之处，就有它的道理。关键在于你要把它引导好，你看，现在所有曾经狂热投选票的孩子们都开始学习了，为什么？因为宣泄出去了。如果家长去抵触，去抱怨，这个代沟就出现了，不要抱怨这些事情。而且不只是小孩子，一定有各种年龄的超女迷存在，这是社会一种心态的宣泄。
孩子们，年轻人需要有冲动，需要有刺激的生活方式，需要有热情的引导。他们也要获得热情，也要发泄热情。一天到晚逼着他们好好学习，不让他们宣泄一下，怎么可能不做课间操呢？超女不过就是课间操吧。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和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回想下我们成长的过程，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去“超女”。
专访：很多人认为你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你如何看？
濮存昕：成功不成功由别人去说，关键自己要做一个不断进步的人。你得完奖，马上觉得很恐惧，下面要做什么，不要老沾沾自喜，自己都觉得自己没劲，就变成了一个自恋的人。所以，自己要和自己说，要做一个进步人士，而不是成功人士。
专访：您的家庭观？婚姻观？
濮存昕：家庭和整个社会其实是一样的，讲究合作，合作携手往前走。能合作，就继续合作实在不能合作，那就不合作了。我觉得，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专访：对美国、对纽约是什么样的印象？和中国比较，有何感触？
濮存昕：第一次来美国是1988年，当时是拍白先勇的“最后贵族”，住在Staten Island，每天要坐船经过自由女神，或者是坐车过大桥，很长路。但是，那时候，美国真是新鲜，我待了50多天，虽然自己英语很不好，但是还是坐地铁跑来跑去。纽约是一个美国的象征城市。别的城市和纽约太不一样了。纽约有纽约的魅力，纽约有纽约的问题，比如太乱、太脏、太嘈杂。但纽约就是纽约，永远充满着活力，就像纽约街头跳着街舞的小伙子。
和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不同，美国是殖民文化，永远在开拓，永远在讨论什么是理，永远在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法律，二话没有，法怎么说的，就该怎么去做，是个法院兴旺发达的地方。而中国，最好别去法院。
北京奥运马上快到了，我们总在讨论如何迎接奥运。在秩序这点上，我们太应该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了。不讲秩序，社会会很糟糕，我们国家没有经历过原始积累的过程，工业社会的标准化概念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太健全。在一个标准化健全的社会中，绝对应该排队，绝对应该礼让。这些我们就不行，比如车要停下来等人等等。
在北京，我也一直想用我微薄的努力来帮助推动社会规则化，推动社会秩序，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因为这个做好之后，我们社会将又会有一次特别大的进步，硬件上，管理上更系统、更合理。那么软件上，文明渗透在每个人生活的每一瞬间，这是我们国人，特别是北京人，现在赶紧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特别希望，有一天外国人也会看到中国人观赏完球赛看台上没有留下的一点垃圾，全部被球迷自己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