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悲情的现实，一个个地都习惯性地指向社会爱心，寄望通过社会“奉献爱心”化解苦难。每一个苦难报道后，都会有类似“伸出援助之手”~“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爱心呼唤－－层出不穷的苦难出现，就有着层出不穷的“爱心呼唤”，社会爱心正遭受着苦难的过度开发。
这种公众爱心的过度开发，对社会道德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
“献爱心”本来是一种主动~自由~愉悦的利他行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人，不论一般以为如何自私自利，在他们本性中总明显存在着某些因素，这些本性的因素使他关怀别人的祸福，使别人的幸福成为他本人的必需，即使他在这别人的幸福中，除了看到这幸福而引起的快慰以外，并无丝毫利得－－一个人通过主动献爱心，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他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社会也因此而和谐。
而层出不穷苦难之后的“爱心呼唤”，则是对爱心的一种过度开发，这种过度开发剥离了“献爱心”应有的主动和自由，带有浓厚的“道德勒索”色彩，使一种本应是精神享受的东西异化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负担－－不是我主动去“献爱心”，而是有一种力量敦促甚至“强迫”我去奉献，这会在伤害爱心的同时让人们产生某种强烈的逆返和排斥心态。
从另一个角度看，“爱心”所产生的救助能量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诉诸于“献爱心”消除现实中的那些苦难，根本是不可能－－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是以为“献爱心”蕴藏着取之不竭的能量，是万能的，这必然会产生一种矛盾：热切寄望于社会爱心，而爱心因为能力有限又未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必然产生一种对爱心的苛求－－或指责社会的吝啬，或对未献爱心的人进行道德质疑。从而，对能力有限的爱心无节制的开发，就在引发道德冲突的同时，破坏了社会道德生态。尊重“献爱心”的自由精神，认识到“献爱心”的有限能量，如此理性下的利用人类这种美好的情感才是健康的。
因此，在救助苦难这个问题上，诉诸于能量有限的“献爱心”是行不通的－－爱心至多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力量，完善的政府救助体系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那些苦难的出现。
突然发现我们的公共财政的一种尴尬的倒挂现象，像帮助社会中的穷人享受到各种平等的发展机会，这本属政府的职责所在，应该形成一种支撑“救助诸种社会苦难”的公共财政，但很多时候消除苦难因为缺乏公共财政支撑而依赖于社会献爱心：而像官员吃喝、公车使用等，很多纯属官员私人性的消费，应该由官员自己支付，但却有很大一个公共财政在支撑着官员的这些消费，形成“吃饭财政”、“公车财政”等等。
爱心遭遇苦难的过度开发，实际上是病态的财政倒挂之下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