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史达林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称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在传记中写道，被捕的那天，是认识到悔改并走向神的开始；他的第一间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性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监禁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兮福所至”，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据他回忆，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同样反对史达林专制的基督徒医生，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样从犹太教转成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术台上，荣归天国。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使他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词中，曾极力赞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言了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份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不信神，就什么都信”。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史达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把世界拖入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共产主义最有进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他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学层面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共产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
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史达林的乌托邦和暴政。共产世界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它只要宣传口号，用所谓阶级平等，改变了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根本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心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人的肉体，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环境，但摧毁不了邪恶本身。因为人的恶（原罪）是与生具来的，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后果。不管有没有“革命”，邪恶都会存在。但革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尔仁尼琴根本无法接受西方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人类进步的解释，因为邪恶不是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是滥用了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悲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不论他有多少“时间”，活多长，经历多复杂，阅历多丰富，其心灵成长、爱的能力都不会随年龄而自然成长。时间本身，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救赎和人性的提升。不仅不能，反而还会因为“时间”的延长，也就是经历和阅历的丰富，而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了神，那么人类不论繁衍几千年，世界不论有多么久的历史，最后社会不仅不会真正进步，反而会爆发更多的灾难，二十世纪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阴影，丢掉了耶稣的道德之“盐”，人类会加快腐败。说到底，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类就会为所欲为。因此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传播基督信仰，主张作家要做的，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并强调，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治疗人心灵的源头活水。“而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因为人同时具有行善和做恶的两种能力，而人这两种能力的表现，在《圣经》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应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
因此从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渗透着对这些永恒价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剧本《风中之烛》中，就探讨了这种主题。该剧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内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话，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烛火，而二十世纪启蒙运动后的人生观像是外来的强风，它以人类自由意志的名义将人心中良知的烛火吹灭。剧本的主角叫 “亚力”，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名；经历也相似，很像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亚力经常说，“上帝祝福你，监狱！”他认为，“苦难是灵魂成长的杠杆”。
该剧否定了两种价值观：一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世上所有问题都有理性的解决之道。二是倡导感官享受，及时行乐，毕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肯定现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学上都是物质主义，而不是服从上帝、遵从耶稣的灵性世界。这个剧本是所有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没有以苏联为背景的，但却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史达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史达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他展示，无论共产主义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来属灵的人心可以被邪恶败坏，同样也可以藉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赎；“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共产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共产主义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同时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只身挑战庞大的史达林政权和共产帝国，因为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减弱它们稳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识的复苏，它是极权主义要求全面控制人类精神制度的天敌。”美国作家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秘密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个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份子独力抗争共产专制的智慧与勇气。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象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抗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坚守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就因为他的准则是：永恒的比暂时的伟大，天国的比人间的伟大，灵性的比政治的伟大。
1983年，索尔仁尼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