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残酷!----真实拍摄:北京东庄上访村暗访纪实

发表:2005-12-08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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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旁边的访民


上访者搭建的窝棚


访民们居住的屋门外。几个字挡不住破门而入的警察


上访者居住的屋内


他们习惯了这样的姿势


上访村的孩子们


上访者的午饭


这就是他们的食物


上访村与开阳路


捡拾菜叶的上访者


开阳桥下


上访村的便衣。左起前三个


我们坐上出租车时,在京城开了二十几年车的司机满脸茫然。“东庄?什么地方?在二环上?”

东庄,是一个绝大多数京城原住民闻所未闻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偏僻,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北靠陶然亭公园,属于市中心的范围。从公园的东门出去,就是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办公室与国务院信访局。全国各地的来京上访者聚居于此,甚至形成了一个村落。

我们进入上访村,希望能够拍摄一部反映上访者生存状况的纪录片。我们远未想到,这里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恶劣惨酷。

我们轻轻敲了一扇门,一只眼睛从门缝里打量了我们很久,我们把自己的证件从门缝塞进去,里面的人才迟疑地打开门。狭窄的小屋没有窗户,五六平米的小屋竟住着二十余人。几张破木板就是一个大通铺,最上面的一层几乎顶到天花板。房顶的瓦已经开始脱落,站在屋中央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我们进来,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希望、狐疑与恐惧。一个小女孩躲进她妈妈的怀里哇一声哭了,她妈妈拍着她说,“不怕,不怕,不是坏人。”

我们打开摄像机,小屋里顿时响起一片哭声。访民们把写着他们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这样的姿势他们已经做了无数次。我们难以听懂他们带着乡音的哭诉,但是那种悲痛与无奈,是不需要语言就能体会的。有人说上访者没有法律素质,只知道有青天,不知道有法律。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几乎是法律专家--很多人都已经把《宪法》背得烂熟。可是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又能如何?即使中央的信访接待机构有了答复,也不过开一张“路条”把球踢回地方,而地方政府拒不执行的时候,他们又只得无奈地返回北京。在这条艰难的上访之路上,一年一年苦等空熬。有访民塞给我们一份他们自发统计的两条胡同的访民名单,四百五十人中有二百七十余人已经上访了十年以上。我们见到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从三十三岁开始上访,被收容遣送、关押、送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九次,人生的大半岁月在上访路上度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早断了联系,也不想他们了,怕牵连他们。三十七年眼泪早哭干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哪天死就是哪天了。”

收容遣送制度未废除之前,上访者们甚至不敢走上京城的大街。“俺们和民工不一样,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俺们回去就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你看看这些人,谁不是被逼到绝路上跑北京来的?俺们宁可在这里冻死饿死,也不敢去偷去抢,万一被送回去就是个死啊。”安徽来的陈国柱说。就是在现在,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开来到村里的警察。警察和联防常常在深夜破门而入,查验他们的身份证,将一些人带走。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带往哪里,能够逃回来的人极少极少。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天晚上,就有自称“山东济南精神病院”来的几辆车,挨家挨户把搜到的山东的“精神病人”塞上车拉走。

年前市政府曾经派人驱赶过这里的村民,但警察走了之后,大部分人又跑了回来。“政府让俺们回家过年,家都没了,年还咋过?再说俺们哪有钱回家呢?”

中午我们走进另一间屋子,正碰见访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每人一个装方便面的纸碗,碗里是白水煮的白菜叶子。访民徐娟告诉我们,她们每天租房子的钱是靠拣废品得来的,附近的废品都拣光了,他们不得不走上很远的路,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拣塑料瓶回来,换到三五块钱,就是他们一天的租金。至于吃的,都是在附近的菜市场拣菜贩丢弃的烂菜叶。“锅也是拣的,就是装修剩下的油漆桶,刷干净了就能煮菜吃。”

而这在上访村里,已经是最好的生活。无力去拣拾废品的人只能在铁道边上废弃的矮墙根,用木棍和塑料布靠墙撑起一个两面透风的窝棚,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天。他们的窝棚被城管一次次的推倒,他们也只能一次次重新搭建。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去年冬天有一位老人跑到铁路对面去拣木棍,绊倒在铁轨上被火车碾断了双腿。他们也没有钱看病,如果病了就扛着,扛不过去就只能等死。

连窝棚都搭不起的人,就只能裹一张塑料布,睡在村口开阳桥的地下通道里。行人通过这里,常常捏着鼻子匆匆走过去。北方的风从地下通道里吹过,这里像冰窖一样寒冷。大年三十的晚上,当我们围坐在饭桌前“盛世大联欢”,烟花点亮城市的夜空,就有两个生命在这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而上访村旁边,就是繁华的开阳路。站在铁路桥上看去,一道矮矮的围墙划开了天堂与地狱。

夜里我们睡在上访村里,村民们为我们腾了几个铺位,我们在床上辗转难眠。有些人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公众的关注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只是让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清理整顿。附近的教会和高校也曾送来一些衣食,但这些杯水车薪的捐助也只能避开村中的便衣,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们在商量回去搞个募捐的时候,有上访者拿着他们的上访材料来,一定要我们收下。我们不忍心告诉他,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这个概率,比摸彩票还要小。

然而,从上访村到国家信访局不过两公里的路程,却是步步危机四伏。

刚刚走到陶然桥上,我们就看到呼啸而过的一辆辆警车。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可以看到上百辆蓝白杠的公检法专车在信访办门前排成长龙。国家信访局在一条死巷子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劫访者将巷子口死死堵住。

地方的稳定视乎上访者的多少,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自然与上访挂钩。各地方都派出警力来拦截上访者,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劫访行动是不计成本的,他们通常住在二、三环上的宾馆与招待所里,劫一次访的费用与劫访者的奖金都是难以想象的。“坐飞机拉回去的都有。”出租屋的房东李先生告诉我们。

劫访人员一律着警服,在巷子口、信访局门口、信访局大院中布置了三道关卡。几百名警察拥在一条巷子里,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奇观了。他们排成两队,中间让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每个试图进入信访办的访民必须从这里通过。劫访人员会把访民揪住,听他们的口音,查验身份证,如果不是本省的才允许通过。如果发现了本省来的访民,会马上揪走。如果访民不从,便五六个人一起拳打脚踢,把人强行带上警车。

凭着手中的北京身份证,我们通过了几道关口。短短不到百米的巷子,我们竟走了近一个小时,无数次被揪住盘查。幸好没有被搜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想我们尚且这样艰难,更不必说那些访民了。我不想讲我个人在里面的遭遇,访民们远比我们更惨。本想近距离地拍到绑架的镜头,可是巷子里劫访者比上访者还多,我们只好作罢。回到街上找了辆出租车,在车里拍了一段巷子口的画面,无功而返。

这就是我三天来的所见所闻,我以人格对我所记叙的真实起誓。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还有良心,我从这句话中咀嚼出的不是光荣,而是深深的耻辱。它像一个十字架把我钉死,面对苦难我惭愧莫名。当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在我面前哭诉,当一个年纪和我爷爷一样的老人在我面前长跪不起,我,一个法律人,只能强忍着眼泪轻声说我无能为力。他们有怎样的苦难,我就有怎样的耻辱和愤怒。黑夜里我对着天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声音落入深深的死寂。

就这样吧,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愿意将这样的耻辱与愤怒转化成勇气,面对一切可能的未来。套用王怡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与上访者一起坐牢--如果这样能够稍许安慰我尚未枯死的良知。我唯一的希望是,未来上访者的行列里,不会出现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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