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新闻界时，我还是在一家市级的党报实习，开会、听报告成了最初写新闻的必需“课程”。
主办单位发红包
一天，报社通知我去参加一个有关市公交车提价的听证会，说该公司有意将现公交车票价提高0.5元。
赶到听证会现场时正逢代表们报到，记者看到，每个与会的代表都在签到时领走了一个信封。记者在签到时也享受了同样的待遇。
坐到记者席上，记者拆开信封发现里面是一份有关公交车涨价的材料。材料是公交公司提供的，材料里所反映的就是市公交公司在现有的票价下，公司如何如何亏损严重之类的说辞，但材料并没有详细的数字来证明市公交公司的收支实况。而在信封里最显眼的是，在材料之间竟夹着400元钱。虽然说开会拿所谓的车马费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市，一般的车马费都是100元，像这样大方的，记者还是第一次遇见，何况与会的二十多名代表每个人都有份。
后来，一位新闻老前辈告诉记者，相对较高的车马费是听证会的惯例，无非是希望与会的代表和记者们多帮他们说些好话，支持他们的提议呗。
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广泛，有各个相关部门的代表，也有人大、政协的代表，但记者注意到，代表中没有一个是来自真正的普通消费者。许多代表在自我介绍时还难为情地说，临时接到单位通知来开会，因此也没什么准备。本来以为这样的会议是平淡无奇、枯燥无味。然而没想到会议还是非常激烈，拿了车马费的代表们还是不怎么买账，普遍都反对公交车涨价，有些代表认可提价但认为幅度不能一下太高，但是谁也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几乎都是 “我认为”、“我以为”之类的话。
回到报社，记者将实际情况详细说了，但那些“老编”对之只是一笑，告诉记者，反对归反对，涨价照样涨，按着这个思路发稿没错。第二天，当地报纸和电视台都报道了听证会代表普遍认可提价方案的新闻。一个多月后，全市公交车票价提高，提价幅度正是当初市公交公司提交的方案所主张的。
听证会是走过场
自1998年《价格法》颁布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举行了各级各类上千场的价格听证会，但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还是2002年初举行的铁路价格听证会。虽然说最后听证的效果并没有令人们满意，但正是这次事关所有人的价格听证会之后，“听证会”这个概念才广为人知。2002年12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施行。《办法》规定：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凡是涉及提价的项目都需要听证。这使得价格听证会在行政力量强制下走上了前台。
然而当价格听证会为人们耳熟能详时，它却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涨价会”、“作秀会”竟成了人们对价格听证会代名词。2004年7月20日，广州市物价局就油制管道气价格调整举行大型听证会。在当地媒体的调查中，市民对听证会的作用和可信度都心存疑虑。认为价格听证会“作用不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达到30.3%，只有11.6%的人认为听证会“作用很大”，认为“有一定作用”的占38.9%。之所以质疑听证会的效果，市民主要将原因归结为听证会“代表性不广”、“走形式”和“信息不真实”三个方面。
而2004年年底北京举行的“世遗涨价事件”，无疑将人们对价格听证会的质疑推向了高潮。
2004年12月10上午，北京市发改委就北京地区故宫博物院等6个世界文化遗产游览参观点申请调整门票价格一事举行听证会。6个世界文化遗产游览参观点根据自身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的调价方案，其中最高涨幅超过200%。
涨价的6个景点包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公园、天坛公园、长陵和定陵，均是外地游客进京的“首选”景点，而这次事关全国游客利益的价格听证会，参加会议的21名代表竟是以北京市民为主，于是此次听证会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竟然一致同意价格调整方案，而与之相对立的是舆论对这一结果普遍提出质疑：95％的网络帖子反对调高门票，媒体也普遍反对涨价。此次听证会能否真正代表民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以至于有媒体将之形容为“北京人涨价，外地人买单”，“地方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的剥夺”。在网络上，《孩子，劝你不要来北京》一文广泛流传，宣泄着对此次听证会的不满。
时至今日，这次听证会，与会代表是如何遴选的，如何构成的，为什么没有外地代表都没有一个合理说法。而6大景点的涨价理由中所提供的连续3年的预结算报告更是广泛受到质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指出，经营者提出涨价的理由必须充分，须将成本、开支、拨款、亏损等详细情况以财务报表形式列出。而且，这样的报表应由主持听证方委托第三方中介组织进行审计，不能单单采纳申请人所提供的财务数据，而北京6大景点的预结算报告并未进行过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