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别党员”的历史和现状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病逝，中共在讣告中指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表面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暗地里却是中共党员，类似荣毅仁这样的秘密高级党员，就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他是一九八五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公布。一个执政了五十多年的超级大党，还要这样鬼鬼祟祟地搞地下活动，而不能堂堂正正以真面目示人，除了说明这个法西斯团伙实在有太多阴暗心理、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什么叫“特别党员”？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研究馆员叶成林先生则定义为：“民主革命时期，有一批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秘密从事着革命工作，发挥了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却不编入支部，不过普通的组织生活，其党员身份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其革命事迹更鲜为人知。他们就是中共特别党员。”

“特别党员”有何特别？叶成林说：一，阶级、阶层出身特别，即出身于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袖、社会名流、与上层社会人士有联系等，属于官僚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或地主阶级。二，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中上层。三，担任特别任务，如情报、策反、统战等工作，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发挥的作用。四，在党内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由于该党员负有特别重要任务，要特别保守其秘密身份而采取完全不同于普通党员的管理措施，这措施包括入党手续与程序、入党后的管理与教育等。（《重庆社会科学》二○○五年七月号）

“特别党员”的特别任务

“特别党员”在中共武装斗争时期的任务是策反，情报，宣传，统战。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共的朱德，可能是中共最早的“特别党员”，他破坏北伐，武装暴动，分裂国家，是红色帝国的“开国元勋”。其他如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共的罗炳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的二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的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的七七军副军长何基沣，都是作策反哗变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吃里扒外、破坏抗日的张学良死了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

至于潜伏在国民党内作情报工作的“特别党员”，为中共夺权做了许多重大贡献。在大革命时期就打进国民党内、潜伏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一九三一年窃取了中共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报，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避免了覆灭的命运。

一九二七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叶剑英，时为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获得汪精卫要扣押叶挺、贺龙的情报后，即令叶、贺率部赴南昌，策划“八一”暴动。

熊向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卧底”，然而，直到一九九一年熊向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出版后，他的传奇经历才为人所知。他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受周恩来派遣，打进国民党内部，并博得了胡宗南的赏识，获委任为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潜伏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三年六月，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消灭中共首脑机关，但行动被熊向晖及时密报中共，遂使国民党功亏一篑。为此，毛泽东曾称赞熊向晖“一人顶几个师”。

一九四七年正值国共战争白热化之时，熊向晖又把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通报了中共，为共产党争取到了充裕的转移时间，使得胡的部队，一连几个月四处搜寻共产党军队而一无所获。共产党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恶战，此次事件成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两年后，解放军进入北平。（二○○五年第二十期《财经》）

一九三三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与张治中在新疆宣布“起义”后转为中共党员的包尔汉，长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长期欺骗中国的广大穆斯林。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前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在重庆参与组纤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与共党彼呼此应，大拆抗日救国的台。

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的胡愈之以民主人士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战期间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组织民盟，是一个很有名的“特别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续范亭，是一九三八年由关向应介绍加入中共，由罗贵波和南汉宸联系的“特别党员”。他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活跃在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邓宝珊、马占山、楚溪春之间，为中共大做统战工作。可是他却在一九四七年临终前，以在遗书中申请加入中共的方式来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夺权以后继续搞“地下工作”

如果说中共夺权前用“特别党员”作地下工作还是环境所迫，不得不如此，那么掌权之后，仍然搞这一套，用来欺骗老百姓和“朋友”，就可以看出这个党的本质了。

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透露，在“进步人士”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中潜伏有十五个中共秘密党员，以达到对政协筹备会的绝对控制。在新政协会议的四十五个席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中，中共公开和秘密党员仍占多数。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怎样可耻地玩弄民主，玩弄各民主党派，也可以看出共产党所谓“肝胆相照、互相监督、真诚合作”的虚伪和欺骗。

特别党员的可悲下场在战争期间，“特别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这在双方生死斗争中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共的“特别党员”还要冒被自己的党镇压的风险。

中共“特别党员”，由于特别保密的缘故，多采单线联系，如此一来往往因为介绍人或联络人死亡、失踪，或者干脆不认账，这些“特别党员”就只好自认倒霉，甚至被当作汉奸、叛徒、历史反革命而遭杀、遭关、遭迫害。

袁殊是中共情报史上的“孤胆英雄”，在潘汉年的导演下扮演集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中共于一身的“五重间谍”角色，屡建奇功。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事件牵连也被捕，判刑十二年，刑满后再被关押八年。一九七五年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一九八二年随潘案一起平反，但始终不得安宁，直至一九八七年离开人世。他的妻子端木一九六八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葛佩琦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由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招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受指派潜伏国民党内部，历任第一战区暂编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参议、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一九四○年策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他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一九五七年却在中国人民大学被划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判无期徒刑，妻离子散。

香港遍地是中共“特别党员”

香港是中共重要的活动据点，过去是夺取政权的“反国民党基地”，今天是扑灭自由、民主、人权运动的前哨阵地。共产党在暴力夺权中，称作“第二条战线”的地下秘密工作起了关键作用。今天在维护非法统治的垂死挣扎中，仍要依仗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

中共早在三十年代就在香港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九七”后除大量派遗特殊党员到香港以外，又加紧发展地下组织。一九八五年香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一位叫毛钧年的中学教师出任副秘书长，后来他出席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并当上香港新华社副社长，人们才知道他是隐藏多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像这类从地下冒出的“特殊党员”，随着自由和专制、民主和独裁的斗争激化，会越来越多。

二十多年的来港单程证中，百分之十五－－二十为中共各情报机关所占用。现在逃亡加拿大的“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就是身兼军情、国安、公安的三重特务，仅他所认识的新来港特务就有五十个以上。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在香港的地下党员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

中共真要顺应民主潮流，就应落实《基本法》，不折不扣把全面普选和高度自治的权利还给香港人民，把一切自由、民主、人权还给中国人民，这才是长治久安、建设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否则派再多的特务，吸收更多的“特别党员”，都是无济于事的。

（《争鸣》２００６年１月号）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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