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个人在灯火通明的偌大办公室里写作，是非常奇怪的。四周静得出奇，从中央空调的送风口里发出的沉闷声响因为是连续不断的，分贝也是固定的，所以几乎不被察觉，跟窗外的夜色、霓虹一起完全融入到巨大背景之中。能听见并意识到的，只有手指在电脑键盘上键字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哒……脑子里的“弦”有时松了一下，就会想到整座写字楼，除了楼下的保安外，也许只剩我一个人了，突然内心一阵发紧。虽然我知道不会有问题，这是地处首都CBD核心地带的涉外写字楼，在这里开公司的都是世界100强；窗外霓虹闪烁，三环路上车流如织；我随时结束工作，只要走出大厅，就会有“的哥”载我回家……但我依然有种不安。
写着写着，怪异的感觉开始升级，人愈发坐立不安。于是，我决定回家，文章明天再写。立马合上电脑，收拾资料，关闭所有的灯光，走出公司的电子锁大门。在出租车里，给编辑打了个电话，被告知“谈判”还在继续，今天不会有结论。应无大碍，先写吧。好吧，那就先写吧。回家冲杯茶，在电脑前与朋友简单交换了对“《新京报》事件”的意见，睡了。
第二天（12月29日）。白天剧忙。当终于有时间坐在电脑前接着爬格子的时候，又到了下班的时间。好歹写完，用电邮给编辑传上，交卷，走人。在回家的计程车上，手机短信不断，回家打开电脑，“新京报罢工”的消息已经挂满了朋友的MSN。罢工？这可是违宪行为呀……无论如何难以相信。想马上打电话向报社的编辑、记者求证，但转念一想，现在正在风头浪尖上，不应该给人家添麻烦－－笔者是厚道人。
整个晚上，电话不断。学者、记者，中国人，外国人，有的朋友知道我为《新京报》写稿，认识他们的编辑，特意向我询问有关情况。可我问谁去呢？各种各样的消息，在电话线上、MSN上传播（网际网路上则出奇的“干净”，什么都看不到）。有的说评论版被撤销，有的说报纸要被停刊，有的说已经与《光明》方面达成妥协，条件是接受一个没有评论版的《新京报》。但对读者来说，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人家自费订阅的，是一份完整的报纸，而不是没有评论版的报纸。对笔者这样的读者兼作者来说，我干脆就是为了两三个版的评论才日复一日地买和读。因为在我看来，《新京报》的报导内容本身其实乏善可陈。国际新闻也基本上没有独家采访，而是大量引用新华社“通稿”，再冠以“本报综合报导”的名义配发，坦白地说，我很少读。只有小小的评论版，才真正是她的灵魂。从她创刊以来，我就是从这个平台上，聆听那些我尊敬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声音，见证我们的社会所有的暗部、疼痛、伤疤、荣光和进步。
30日，一大早起床，一边淋浴一边想，今天到底还能不能看到《新京报》？上班途中，特意绕一下报摊，一问，30日的报纸出来了。买两份。看到“书评周刊”（每周五出版的《新京报》书评专版）上，居然看到了余世存的照片和《非常道》的封面，被评为“2005年度好书”。内心一阵感动。此事其实早就听编辑说过，但在这种“非常时期”，居然坦坦地“登堂入室”，多少超乎我的想像。但翻看版权页，报纸编辑部高层名单不见了。就是说，总编辑杨斌等3名社委被免职已成事实。
在办公室，不顾周围白领们怪异的表情，凶狠地打电话，向编辑、记者们打听消息。据我所知，昨天，《新京报》的编辑、记者们除了一些校对、美编及少数几个娱乐记者之外，基本上没有上班。平时，大约有200名编辑、记者的办公楼只有至多20人在“上班”。一些编辑人去了编辑部，但在那静坐，拒绝做版。《光明》系的高层在讲话时，说“现在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候”，但依然没人去工作。一些女编辑、女记者哭了。在翌日上午，笔者打电话的时候，依然能听到她们在电话中抽泣。余世存来信说，“我很矛盾，答应给他们（《新京报》）的助学公益广告获奖作品做点评，不过……还是罢工了”。笔者也想回应，但决定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因为我有责任让更过的人听到和知道。听到和知道在2005年12月29日，在罢工已经不再是宪法权利的今天，有一家叫做《新京报》的报纸，她的编辑、记者们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事实上的罢工。他们的诉求是，要求《光明》方面撤销对杨斌等3名社委的撤职决定。一位记者在MSN上这样写道：“有‘光明’，就会有黑暗”。
明天，我们还能看到《新京报》么，还能看到一份有时政锐评的《新京报》么？明天，我还能再为她写专栏，写书评么？那些文字的篇幅不大，稿酬菲薄，却让我们感到如此荣光。
我内心有种依稀的感觉，我们似乎在见证着什么。见证什么呢，历史么？我也不知道。
2005年12月30日，于北京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