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际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后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于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回到俄罗斯，就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他大声谴责社会上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始终保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承担监督权力者、针贬社会腐败的角色。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指着议员们尖刻地说，“许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后，不是从美国直飞莫斯科，而是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当他经过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从飞机走下来，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强调要调查当年共产专制的罪恶，要追究迫害者的罪责。他主张，像德国追究当年纳粹罪行一样，俄罗斯人要追究共产党徒的罪恶。面对一些俄罗斯人提出要忘掉过去，向前看，寻求“全民和解”和“民族和睦”，他反驳说：“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当年的杀人者、迫害者必须承认错误并忏悔。”他说，对他个人来说，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在西伯利亚迫害和残杀了几百万同胞的人。”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追究了过去的罪责，“过去”才不会重演。一位对此同感的俄罗斯海军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
但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言行，也暴露了两个致命弱点：否定西方文化价值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索尔仁尼琴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中，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摇滚乐、色情、犯罪和枪杀等。他的结论是，“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索尔仁尼琴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言论，显示着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错误理解，因为西方文化并非就是摇滚乐、色情和暴力等，它的主要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文明。它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以国家强大为目的。西方文化是人类现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体现着目前人类最进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为这种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实际上，这种接受，就是亿万人内心深处人性需求的呼唤，用认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达和印证。
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有两个西方，一个是重视传统价值，强调基督信仰的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西方；另一个是强调无神论，以自由的名义鼓励放纵的左派（liberal）的西方。一左一右，一直在西方激烈地争夺思想和话语权力。索尔仁尼琴虽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但他一直隐居写作，全是写有关苏联的事情，没有认真学习和把握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绝学习英文，放弃了直接接触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媒介。这都导致他没有能力区分“两个西方”的根本不同，而是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加以否定。其实无论哪国的知识份子，人来到西方，绝不等于了解了西方，更谈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辈子，也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索尔仁尼琴抨击西方文化价值的言谈，并不受俄国人的欢迎。莫斯科一家独立的日报说，索尔仁尼琴现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个弱点是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他回国后，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属于少数，那是旧苏维埃“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不忿：“俄罗斯民族为什么非要受制于少数民族不可？”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不断重申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而同样曾是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SergeiKovalyov），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军的暴行。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把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看得大于人的尊严。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坚定地反抗史达林的共产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的是，共产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坚定地反对践踏人的共产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价值，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没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看重现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灵天国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in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被允许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他刚回国后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也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
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怎么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着“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着 ‘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选择权，包括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发财致富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他忽视了，或者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差别，出现“不平等”。在自由（竞争）和（财富不能）平等之间，西方思想家向来主张自由第一。他们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在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不可能有财富的平等。那种一味强调“财富平等”的社会，最后一定是既没有自由，更无平等。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在“均贫富”的“乌托邦”中，没收了私有财产，剥夺了个人自由，结果共产党成了拥有一切特权的“新阶级”，使社会更没有平等和公义可言。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这种呼吁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Value）。更没有了他曾最强调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儿女，这种最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索尔仁尼琴的教训是，人们反对共产主义，不能仅仅是反对它给世人带来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要反对造成苦难的那套价值观念。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民族至上，消灭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这种希望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罗斯作家中是有传统的。当年远比今天的索尔仁尼琴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奋力疾呼取消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这种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席卷苏联。共产主义首先在俄国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俄罗斯作家们广泛地传播了取消私有财产的观点是有直接关系的。
索尔仁尼琴现象在共产国家的异议者中并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中国流亡者虽然在反对共产专制上慷慨激昂，嫉恶如仇，但涉及台湾、西藏以及新疆等独立问题时，他们则和所反对的中共统治者几乎一个逻辑和思维，都是把国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严更重要，更有人像共产独裁者那样，主张对要求独立者使用武力镇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说，在共产国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两种角色调换一下的场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深层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所处的地位与角色不同。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索尔仁尼琴反抗共产主义、追求道德理想的光芒，由于他的局限和错误，正越来越被他自己的阴影覆盖；或者说，正在证实着他自己的名言：“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从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的言行来看，他可能犯了和托尔斯泰同样的毛病，也是过于热衷扮演一个“替天行道”的角色，总是试图代表全人类讲话。就像英国诗人雪莱所追求的，作家是一位“非正式的世界立法者”。而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他自我膨胀，骄傲地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信使和代言人，或者像托尔斯泰那样，把自己当作“上帝的兄弟”，而失去了谦卑和自省。
但丁在《神曲》中早就总结过，人类有七大原罪，其中“骄傲”为首，后面依序是“嫉妒，愤怒，懒惰，贪财，贪吃，贪色”。而人类始祖的最初堕落，就是因为骄傲，自以为吃了禁果，就会有智慧和上帝平起平坐，或超过神。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的教训是，虽然他们信靠了上帝，找到了真正的“天堂之路”，但只要不深刻理解基督精神，仍每时每刻都有被原罪吞噬的可能。就像每个基督徒，并不会因为受洗、进教堂，就自然成为道德圣人，重要的是去用心去品味《圣经》，去领会上帝的指教。
但无论索尔仁尼琴（还有托尔斯泰）有千错万错，有多少惨痛的教训，我们都不能否定他们追随上帝之光的正确性。因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人只要割断连接上帝的缆绳，就立刻失去生命的方向；除了走向上帝，我们无路可走！
就像托尔斯泰晚年所真诚地写道的：“你可以攻击我，但请不要攻击我所追随的道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不能因为我在行进的道路上跌跌撞撞，颠簸而行，就说这不是一条正确的回家之路。”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