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落地已十五年的东欧

2006-01-05 17:51 作者: 郭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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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年前红旗落地的东欧,我见识到自私、冷漠和春宫画报;也见识到当地人民享有思想、体制、媒体和旅行的自由。他们为活得有尊严而自豪,不再恐惧莫须有的反政府罪名。

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报经济窘境后,小伙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位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楣”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像”。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 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月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月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共产时代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 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俱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 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

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 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 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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