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1-12 02:56:00作者：
元前 490年（晋定公二十一年），以赵鞅为首的赵、韩、魏、智四卿联合灭了范、中行氏二家。侯马盟誓便是赵鞅在返回绛都后，为了巩固联合阵线，壮大发展自己实力，削弱分化敌营力量，而与自己的宗族成员、同盟诸卿，以及从敌方（范、中行、邯郸赵氏）跑过来的投诚者共同举行的宗教仪式，其历史遗存便是侯马盟誓遗址和侯马盟书。侯马盟誓遗址位于山西侯马东郊浍河北岸的台地上，面积约3800多平方米，从1956年至1972年先后发掘出埋有盟书的竖坑、埋有牛羊和马等牺牲的兽坑和埋有人殉人牲的陪葬坑，其中盟书坑多达400余处，且有叠压、打乱的现象，说明赵鞅在那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曾举行过多次盟誓，即史书中所说的“寻盟”现象。
盟书在历史文献中常称之为“载书”，它是当时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巩固团结、打击敌对势力而经常举行的盟誓活动的产物。这种活动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尤为盛行。据统计，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的254年中，诸侯国之间的盟誓就有近 200次，其中和晋国有关的达50多次，至于私家和宗族间的盟誓就更多了，因而有人把春秋形容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的时代。
据《周礼·司盟》等记载，古代盟誓时所写的盟书都是一式两份，一份藏在掌管盟书的专门机构－－盟府，作为存档；一份告于鬼神，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侯马盟书便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记载的盟誓种类很多，依据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类型。按其参加人员分，主要有天子与大臣、诸侯间的，王臣参加的，多个诸侯之间的，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诸侯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诸侯国君与国人之间的，卿大夫与卿大夫、家臣、本宗族成员之间的等；按其性质分，又有政治性的，军事性的，经济性的，混合型的；按其仪式分，又有血盟（人血盟、动物血盟）和非血盟之分。而侯马盟誓则主要是晋国卿大夫、本宗族成员间的政治军事性的动物血盟。其盟誓遗物－－盟书，后来被整理成大型考古报告《侯马盟书》，整理者根据内容把盟书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其他等六大类，并认为主盟人是赵孟，即赵鞅、赵简子，盟书本身便是赵鞅在那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并逐步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所以说侯马盟书及其反映的历次盟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献记载。如文献记载盟誓以后有坎牲加书的礼制，但具体情况，如什么是坎，如何进行等，我们不甚清楚，侯马盟誓遗址的发现解开了这个疑团。从发掘现场看，盟书都埋在一长方形竖坑中，坑的方向以正北为主。其形制，多数北宽南窄，四壁垂直、光滑，底部也很平整。坑的大小、深浅不尽相同，一般长1米、宽 0．5米；深度0．4米～6米，而以1～2米的居多。这些坑基本上都是“坎牲”的，其用牲以羊为主（共177具），兼用牛（63具）、马（19具），另有一坑（坑80）的填土中发现有鸡骨。多数坑的北壁，靠近坑底约5－10厘米处有一小壁龛，内放一件璧或璋等玉器（古时称为币），多的有3～8件。这种埋盟书和牺牲的竖坑，就是古代所谓的“坎”。从出土迹象看，是先凿地为坎，再奉置玉币和杀牲，然后将朱笔写就的盟书和所用之牲掩埋起来，这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再如集中出自67号坑的禁止“纳室”的誓约，也与古文献记载的赵简子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相印证。而盟辞中出现的众多人名（可辨识者达300多人次），无论是与盟者还是诛讨对象，大都不见于文献记载，可补春秋史之不足，但尚需深入研究。诅咒类盟辞中，两次提到“俞（即偷）出入于中行寅及（先先阝）口之所”，谴责私下与中行寅和先氏往来的行为。据文献记载，中行寅是赵鞅的政敌，由此亦可断定侯马盟誓的主盟人可能是赵鞅。另出自四坑共计190片的盟辞，皆为诛讨赵尼一氏一家，有人认为这个赵尼即是邯郸赵午之子赵稷，使其与文献记载相合。如果说西周金文保存了若干不见于文献的命书，可补《尚书·周书》所无的话，那么《侯马盟书》及其所反映的历次盟誓则可以充实春秋史的内容，尤其是充实《左传》中所记的少数完整盟书，并以实物说明了盟誓之制。
其次，它有助于研究我国思想发展史。盟誓时，有其隆重、繁琐的仪式和程序，综合文献记载可知，一次完整的盟誓要经过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凿地为坎、杀牲于坎上执牛耳、取其血、歃血、读盟书以昭明神、坎用牲埋书、载书之副藏于盟府、拜盟等步骤，其目的是向“明神”表示虔诚和崇拜，并在其监督下盟誓各方无条件履行盟约，对违反者则予以严惩，这说明在鬼神崇拜的宗教观念约束下，盟誓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在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战争胜负反复无常的春秋时代，盟誓这种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政治活动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成为假借宗教行骗的手段（如屡见于《左传》中的“伪盟”例）。但人类思想观念的转变毕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侯马盟誓的内容都要靠明神监督、约束，说明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已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了。所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应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它的重要表现形式－－盟誓活动，当然值得研究，而赵鞅在侯马举行的历次盟誓便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总之，侯马盟誓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处于晋国由“六卿”专权逐渐演变成“四卿”专权的时刻，折射出晋国公室日益衰微的社会现实，尤其是40多年后赵鞅之子赵无恤（即赵襄子）联合智、韩、魏三家尽分范、中行二氏故地，并逐走晋出公，真正实现了“四卿”专权，究其根源，侯马盟誓实为其肇端。
盟书在历史文献中常称之为“载书”，它是当时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巩固团结、打击敌对势力而经常举行的盟誓活动的产物。这种活动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尤为盛行。据统计，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的254年中，诸侯国之间的盟誓就有近 200次，其中和晋国有关的达50多次，至于私家和宗族间的盟誓就更多了，因而有人把春秋形容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的时代。
据《周礼·司盟》等记载，古代盟誓时所写的盟书都是一式两份，一份藏在掌管盟书的专门机构－－盟府，作为存档；一份告于鬼神，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侯马盟书便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记载的盟誓种类很多，依据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类型。按其参加人员分，主要有天子与大臣、诸侯间的，王臣参加的，多个诸侯之间的，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诸侯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诸侯国君与国人之间的，卿大夫与卿大夫、家臣、本宗族成员之间的等；按其性质分，又有政治性的，军事性的，经济性的，混合型的；按其仪式分，又有血盟（人血盟、动物血盟）和非血盟之分。而侯马盟誓则主要是晋国卿大夫、本宗族成员间的政治军事性的动物血盟。其盟誓遗物－－盟书，后来被整理成大型考古报告《侯马盟书》，整理者根据内容把盟书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其他等六大类，并认为主盟人是赵孟，即赵鞅、赵简子，盟书本身便是赵鞅在那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并逐步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所以说侯马盟书及其反映的历次盟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献记载。如文献记载盟誓以后有坎牲加书的礼制，但具体情况，如什么是坎，如何进行等，我们不甚清楚，侯马盟誓遗址的发现解开了这个疑团。从发掘现场看，盟书都埋在一长方形竖坑中，坑的方向以正北为主。其形制，多数北宽南窄，四壁垂直、光滑，底部也很平整。坑的大小、深浅不尽相同，一般长1米、宽 0．5米；深度0．4米～6米，而以1～2米的居多。这些坑基本上都是“坎牲”的，其用牲以羊为主（共177具），兼用牛（63具）、马（19具），另有一坑（坑80）的填土中发现有鸡骨。多数坑的北壁，靠近坑底约5－10厘米处有一小壁龛，内放一件璧或璋等玉器（古时称为币），多的有3～8件。这种埋盟书和牺牲的竖坑，就是古代所谓的“坎”。从出土迹象看，是先凿地为坎，再奉置玉币和杀牲，然后将朱笔写就的盟书和所用之牲掩埋起来，这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再如集中出自67号坑的禁止“纳室”的誓约，也与古文献记载的赵简子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相印证。而盟辞中出现的众多人名（可辨识者达300多人次），无论是与盟者还是诛讨对象，大都不见于文献记载，可补春秋史之不足，但尚需深入研究。诅咒类盟辞中，两次提到“俞（即偷）出入于中行寅及（先先阝）口之所”，谴责私下与中行寅和先氏往来的行为。据文献记载，中行寅是赵鞅的政敌，由此亦可断定侯马盟誓的主盟人可能是赵鞅。另出自四坑共计190片的盟辞，皆为诛讨赵尼一氏一家，有人认为这个赵尼即是邯郸赵午之子赵稷，使其与文献记载相合。如果说西周金文保存了若干不见于文献的命书，可补《尚书·周书》所无的话，那么《侯马盟书》及其所反映的历次盟誓则可以充实春秋史的内容，尤其是充实《左传》中所记的少数完整盟书，并以实物说明了盟誓之制。
其次，它有助于研究我国思想发展史。盟誓时，有其隆重、繁琐的仪式和程序，综合文献记载可知，一次完整的盟誓要经过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凿地为坎、杀牲于坎上执牛耳、取其血、歃血、读盟书以昭明神、坎用牲埋书、载书之副藏于盟府、拜盟等步骤，其目的是向“明神”表示虔诚和崇拜，并在其监督下盟誓各方无条件履行盟约，对违反者则予以严惩，这说明在鬼神崇拜的宗教观念约束下，盟誓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在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战争胜负反复无常的春秋时代，盟誓这种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政治活动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成为假借宗教行骗的手段（如屡见于《左传》中的“伪盟”例）。但人类思想观念的转变毕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侯马盟誓的内容都要靠明神监督、约束，说明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已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了。所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应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它的重要表现形式－－盟誓活动，当然值得研究，而赵鞅在侯马举行的历次盟誓便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总之，侯马盟誓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处于晋国由“六卿”专权逐渐演变成“四卿”专权的时刻，折射出晋国公室日益衰微的社会现实，尤其是40多年后赵鞅之子赵无恤（即赵襄子）联合智、韩、魏三家尽分范、中行二氏故地，并逐走晋出公，真正实现了“四卿”专权，究其根源，侯马盟誓实为其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