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富豪。但遗憾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够像盖茨那样被公众普遍看好。比较现实的情况是，中国诸多富豪们被百姓诅咒和痛恨。根据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富豪排行报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富豪们的致富速度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富豪们望尘莫及。在短短的一年之中，美国的前100名大富豪们的身价比起一年前少有增长超过50%的。但是中国的顶级富豪们在过去一年中身价增长超过60%的比比皆是，甚至有翻一番，翻二番、乃至翻七番的。根据笔者从2004和2005两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计算，在2005年一年中，中国名列前50的富豪们的财富比前一年平均增长了72%。根据福布斯的报告计算，中国2005年“十大首富”的财富比前一年平均增加了87%。这是中国富豪们的荣耀！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欢呼。然而，对于中国多数富豪们来说，这样的辉煌成就却未必会给他们带来尊敬，相反却有可能引起种种麻烦，甚至杀身之祸。中国的许多富豪们在自己的财富面前惶恐不安，惊慌失措。他们害怕什么呢？
2005年12月20号傍晚，一项密报惊动了中央政府：内蒙古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被四名绑匪绑架。绑匪向人质家人勒索500万现金。警方连夜调动3500名警察，第二天早上把人质从歹徒手中解救出来。2005年12月初，在号称“中国富人之都”的温州，人们争相谈论着一个谣传：“温州一个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因为遭暗杀威胁，公司董事－－那些身价至少上千万的富豪们，正式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死亡协议’：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重伤致残的则是300万元！” 经媒体调查，该“死亡协议”确有其事。它缘起于一个叫“万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黄育增遭未遂暗杀一案。该案发生后，在温州平阳家具基地的60多家企业中引起了普遍恐慌。
如果你觉得这种富人恐慌仅限于温州一地，那你就错估形势了。据公安部刑事侦察局长何挺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宗，绑架对象主要是富裕的企业家、名人和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2005年7月4日，中国的民生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为富豪们设计的“民生企业家全家福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在京沪两地提供“绑架医疗救援服务。”中国的其它保险公司，如太平洋，美亚等也及时推出了面向全国的“富人险。”其业务内容甚至十分仔细规定了“富翁一旦被绑架撕票”后的赔偿办法。中国的富人们普遍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绝非空穴来风。下面这段文字引自“民生人寿保险”的网站：
“《中国工商》杂志曾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进入富人行列的民营企业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命安全’。除了健康以外，他们还担心种种不测风云。近年来，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断加强，但财富的拥有者更容易成为绑架目标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国内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层出不穷。2003年1月，山西民营企业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2003年2月，身价数千万的浙江温州乐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 2004年12月‘中华第一兔老板’千万富豪何刚遇害……。”
没有人觉得这一切是危言耸听。富豪频频被抢劫绑架甚至被杀害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一大怪现象。虽然他们保镖成群，虽然他们可以不断刷新暴富的纪录，但是他们却无法用金钱买到自己的安全。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富豪们为杀手们所青睐呢？
人们普遍的答案是：仇富。
一、仇富现象种种
前面说到了中国富人被谋杀、绑架、勒索、抢劫的问题。其实，在俄国也偶有富人被杀的情况。只不过俄国富人被杀事件基本上是黑手党干的，纯属富人之间的恶斗。中国的富人之间如有过结，鲜有通过雇佣杀手来解决问题的。中国杀富人的歹徒，大多是“苦大仇深”、走投无路、背水一战的穷光蛋。人们普遍认为那是些仇杀。“仇富”这个字眼由此不胫而走。如果说中国的仇富仅限于那么几个挺而走险的歹徒，问题就十分简单了。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还没有人精确调查过到底有多少人仇富。不过舆论普遍认为仇富是国人的普遍心态。
国人仇富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情有独钟”型。这种形式的仇富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富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诱因多半是某种纠葛或直接利益冲突。比如说，某富人扣压拖欠民工的薪资，某富人殴打平民百姓，某富人造假药坑人，等等。
第二种仇富的模式是“打击一大片”型。这种仇富是针对中国所有的富人，表现在多数老百姓对富人的普遍反感。这种仇恨并没有特定对象，只有一个“富人皆坏” 的综合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却可以随时随地浓缩到某个特定的富人的头上。如今中国出了任何事，只要一和某个富人牵扯上，一定会是骂声震天。许多人甚至在内幕尚未明了时便断定又是富人在做恶了。
这两种模式也有互动和互相影响。如果有许多件富人的丑闻披露出来，那么公众势必会对富人的整体印象越来越坏。这种整体印象反过来又会影响公众对特定事件的看法。比如说，很多城市的土地征用都有不法商人和官员勾结，损害土地被征用者的利益。这一类事情发生太多了，以至于任何一个城市为开发而征地，人们都认为背后一定有官商勾结，瓜分国土，侵犯百姓利益。
那么，人们的仇富心态通常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比较明显的是民众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示威抗议，或者官民冲突。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出现了大约70000起大规模群众事件。其中许多事件的背景是贫富对抗。例如，重庆市万州区某小富在大街上被一农民的扁担不小心碰了一下，小富抄起那根扁担毒打那农民，将其手脚打断，甚至连扁担都被打断了。小富狂喊：拿十万块钱买你的命！结果命没买成，倒是引来大批愤怒的群众，后来居然有十万群众与警方发生冲突。又如，安徽池州仁和私立医院老板的丰田轿车将某中学生撞伤，争执中车内的另外几个人对已受伤的中学生大打出手。车主对手下人叫道，打死一个也就30多万，上呀！同伙用刀子砍伤多人，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愤怒的人群将肇事小车及一辆警车砸坏、烧毁，火光冲天，围观者近2千人。这些都是明显的仇富事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现象看到人们的仇富心态。下面列举比较常见的几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恐怖行动。这就是前面说的谋杀、绑架、勒索。这里我想罗列几个人的名字：李海仓，周祖豹，何刚，刘启闽，蔡宽锡，葛君明，刘恩谦。这些都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富豪，如今却是穷人刀下的死鬼。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富豪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被杀害，但是其震撼作用比千万网民奋笔疾书还要强大许多倍。一个富豪倒下去，一万个富豪在发抖。这些富豪们生前拼死拼活地挣钱，死后围绕家产的处置往往又是一场激战。亲属们像苍蝇一样盯着他们的遗产。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里面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感到悲哀。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有人用手机拍下照片往网上送，就是没有人哭。如果他们是死在今年，说不定网上还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喝彩，而杀死他们的罪犯很有可能被网民们描绘成英雄。
第二种现象：幸灾乐祸。不久前，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被一越南青年枪杀。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一开始是群情激愤，要求缉拿凶手的呼声震天响。但是当死者的一些背景被披露出来后，国内的舆论就开始转向了。据说，两名留学生出手阔绰，拥有豪华跑车，整天出入娱乐场所，刚到加拿大时连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因此有许多网友断定：这两名留学生肯定是巨富子弟或地方官员的“衙内”，他们的钱来得不干净。很快，网上出现一片叫好声，居然还有网友说“感谢越南人为民除害”。一年前的赵燕案也与此案很相似。赵燕女士遭到美国警察袭击一事，本来引起了网民的普遍同情和对美国政府的愤慨。可是当网民们了解到赵燕的商务背景和“公款旅游”的性质后，舆论立即开始转向。有人甚至高呼“美国佬打得好！”这类不正常的情形，如今在国内正蔚然成风。当一个亿万富翁被绑架被谋杀时，当一个官员遭遇车祸不幸遇难时，公众中许多人竟然是高兴代替同情。这种心理状态出自于人们普遍的仇富情结：天天想看到富人倒霉，最爱听富人家的丑闻，整天盼望“打土壕，分田地”。
第三种现象：恨屋及乌。这种仇富方式是痛恨富人群体钟爱的某种物品。比如说，拿某种豪华轿车出气。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人们熟悉的“宝马现象”。“宝马” （BMW）在美国和欧洲不过是诸多高档轿车之一，开“宝马”的很多是工薪族，中产阶级。由于美国不是一个贵族社会，谁开什么车子和地位没有绝对的关系。若干年前比尔.盖茨经常开的一部车是很经济的一款丰田车，那时候他的财产已过百亿美元。但在中国“宝马”则是富贵的象征。连警察都害怕开“宝马”的人。 2003年底和2004年初，在中国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非典”，另一件是哈尔滨“宝马”撞人一案。按理说“非典”事关中国亿万老百姓的生命，应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才对。其实不然。人们对哈尔滨“宝马”撞人一案的关注远超过了对“非典”的关注，以至于当时人们最流行的问候语居然是“小心,别让宝马撞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从“宝马”案对富人的蔑视和仇视。继苏秀文案后，中国的富人开“宝马”车为非作歹的事件就一直不断。以下是从媒体上看到的部分案例：
2004年3月3日，北京一车号为京A99736的宝马车闯红灯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该车的女主人暴打前往采访的记者。2004年3月29日长沙黄娅妮驾宝马车撞伤7人，于7月26日再撞7人。2004年7月28日深圳宝安区龙华廷苑酒店附近一名叫林卫兵的男子驾一辆车牌号为粤B8V181的银灰色宝马车撞伤人后，继续把被撞人拖行百米，被撞人全身被撕裂面积多达20%。2004年9月25日，北京人民大学校园内有人驾宝马车撞伤一女生，该“宝马”车主拒绝道歉，反而对受伤者威胁。2004年10月13日，贵阳市一行人在黔灵西路被一辆贵A66××8的白色宝马无故压着左小腿，其家人在找驾驶人评理时竟遭到高压水枪“扫射”。2005年1月31日，在辽宁盘海高速公路感王收费站，一辆办丧事的牌照为辽CA0111的宝马车和一辆奔驰车上的10余人暴打收费站工作人员。2005年6月19日，有人驾驶牌照为沪DQ4749的蓝色宝马跑车，连续在上海贵州路天津路路口、新闸路乌镇路路口、新闸路成都路路口撞人撞车，扬长而去。2005年7月22日晚，宁波市江北区桃渡路在与槐树路口，一辆宝马轿车从背后撞翻一辆电动车，将车上一对中年男女撞成重伤后离去。 2005年9月3日，西宁市城西区一环卫工人刘国喜开着洒水车不慎把水洒在了后面一辆车号为甘A33423的红色“宝马”车内，那辆“宝马”车主下车将工人刘国喜打得头破血流。2005年9月21日，在北京朝阳门桥西北角，一位宝马车女司机李某违法驾驶被交通警察勒令停车时，硬是把前来纠违的警察给“拱” 倒，并且拒绝被带到当地派出所。2005年11日10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辆红色老款宝马轿车在闯红灯撞倒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后逃逸。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情如果发生在1949年前，一定会被写入1949年后的中小学教科书。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人民陪审团一定会保证那些“宝马”车主们在监狱内度过漫长的艰苦年月。而且无论他们入狱前有多少财富，他们出狱后一定是一贫如洗 – 他们的财富早就被对方的律师团给榨干了。但是在中国发生了如此众多的开宝马车撞死、撞伤人的恶性事件后，居然没有一个肇事者被严惩。中国的法律在宝马车主面前无效！下面是“中国青年报”的一段评论：
“‘宝马撞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因为在大众的内心深处，‘宝马车’的象征意义早已盖过了它原本的品牌意义。在数量庞大但资源有限的公众心目中，宝马车首先代表着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人数不多，但手中掌握着整个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如金钱，权力；同时，由于这一社会阶层拥有着多数人无法掌握的稀缺资源，他们常常能够凌驾于普通公众之上，享受着某些不受一般社会规则约束的特权。于是，普通老百姓依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将宝马车看成这一阶层的‘形象代言人’。简言之，在广大公众眼中，宝马车从一个汽车品牌幻化成了特权阶层的标志，而‘宝马撞人’也从交通事故升华成为特权阶层侵犯普通公众基本人权的象征。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信息极为有限的普通公众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评判，但是，他们的内心判断却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印证。公众将宝马与特权绑定，缘起于某些宝马的车主确实自以为拥有了特权。”
二、中国富豪们发家的秘密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仇富的起因，我们最好了解一下中国的富豪们是如何产生的。洪辉先生对这一过程作出了最精辟地论述。洪辉先生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靠做生意发财的富豪们统称为“新私有资本集团”，并划分为六大梯队。这个“新私有资本集团”囊括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富豪。中国富豪的六个梯队前赴后继、交互轮替地通过六种方式与途径，成功地积累了原始资本。
按照洪辉的说法，中国大陆的富豪的第一梯队产生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之间。其间产生的富豪多以城市个体户、待业青年和农村专业户等为主体（当然也有极少数专业人士--笔者注）。他们主要通过产品的“投机倒把”，在流通领域赚取贸易差价，并将私人的收入进行小规模投资（“倒爷”）。这批草创时期的私有资本属于城乡边缘人群，大都文化程度低，人文素质差，但敢想敢做，号称“胆商”。但其中也有少数文化程度高的专业人士。到八十年代末，以贸易投资（或投机）起家的商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百位首富中已经很难找到第一梯队的成员，因为小打小闹的时代已经结束（唯有几个有专业背景的坚持下来，大获成功--笔者注）。无论如何，这批第一梯队新富豪的历史价值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开了发财的风气之先，敢吃“文革”以后的第一个螃蟹，刺激了社会其它阶层的发财和投资冲动，测试并提升了社会大众对商人和富人的容忍程度；尤其是，这一梯队的富豪大都不与权贵结合，他们独闯天下。
富豪第二梯队的产生，是由１９８５年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提供了制度先机。价格双轨制的实质是价格歧视，实行同物不同价，价格面前人人不平等。这一梯队的富豪，也可称之为“价商”，通过价格差而暴富，其成员开始由一般民众向“下海”官员转变，由低文化向高文化过渡，而且也开始由民间商人向官商发展。这既为中国大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速度、扩大了规模，但也为这种积累打上了官商勾结的烙印，尤其是它开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恶例，既诱使资本贿赂权力，也刺激权力向资本渗透。这样，如果说第一梯队的原罪是来自于民间挑战现行的合法政策和官方控制，更具有民粹和草寇色彩的话，那么第二梯队的原罪则是来自于同权力的非法、不当勾结，获取垄断利润。也就是说，第一梯队的富豪们如果有任何原罪的话，则属于所谓的“黑色原罪”，具有黑道、隐蔽、地下、甚至暴力的性质，但却具有“梁山好汉”的气魄，而第二梯队的原罪应该属于“灰色原罪”，因为它开始得到了合法的权力保护，但又不能完全在阳光下从事交易，属于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灰色经济和灰色交易。所以，第二梯队的原罪感不如第一梯队来得强烈，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闯的是“黄灯”，而不是“红灯”。
第三梯队出现在八十年代末的土地投机集团之中。土地投机的定义是为了卖而买，旨在赚取土地差价。中国的土地投机起始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２年经济开发区热潮，当时土地由公到私的转移不是通过公平、公开的招标，而是没有规则的行政划拨。这样，土地投机成为中国富豪致富的最重要手段。根据《福布斯》近几年公布的中国大陆富豪，很高一个比例的富豪们从事地产生意。作为对比，《富布斯全球五百富豪榜》中，只有仅仅６％左右的人从事房地产生意。
所以，第三梯队的“地商”，远远比前述的“胆商”和“价商”发财得更快、聚财得更多、权贵的色彩更浓。由于得到土地的难度比得到批文、倒彩电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利润要丰厚的多，所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难度也要大的多，但一旦结合成功，其牢固的强度也要大的多。另外，“地商”比“价商”需要涉及的领域要宽广的多，他们不仅要涉及地产业，更要熟悉金融业、建筑业、广告业、保险业，并由此需要与相关的各政府部门进行寻租。这样，新私有资本集团第三梯队的出现，促使中国大陆的权力资本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第四梯队诞生的机缘，是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所谓“私有化”主要是国有企业通过个人承包／租赁等方式组建演化为私营企业的过程。新私有资本集团成为私营企业家主要存在三种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通过自己在八十年代末的辞职，自己“造船”下海，白手起家；其次，是在九十年代初，通过股份制改造，经理人员拿大股，员工持小股，于是就产生了一批“借船”下海的富豪；到了１９９８年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改制”的浪潮，就是把员工所持的股份，全部收回，集中由经营者控制，资本与劳动截然分离，员工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工仔，经理成为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加上许多企业乘着“抓大放小”的东风，将大批国有企业一次性拍卖，例如山东诸城，在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样，新一代的私有资本集团既不需要自己造船下海，也不需要借船下海，而是直接占有现成的“船”下海，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优势资源一成不变，而原有企业的负债和冗员等负面资产则可以彻底甩掉。
中国五百位富豪中有不少位属于直接得益于企业转制，包括李海仓（已死）、张雷、缪双大、张宏伟、韩召善、周福仁等。尤其沈文荣，他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将江苏沙钢集团从一个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化大公为小公（将企业由全民所有变为全体职工所有），再将小公化为私有。由此表明，公有企业的财产经营权在中国大陆的土壤上，可以被用来进行资本增值，并逐步演化为私有企业。
第四梯队的出现改变了新私有资本集团从事商业投资和土地投机的传统形象，开始将私有资本提升到产业资本的领域，促使越来越多的私有资本为了长治久安的战略考虑，开始将资本从商业贸易和房地产向工业领域倾斜。这既增加了私有资本的实力和规模，增加了私有资本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但也使私有资本集团的原罪色彩更加鲜明，因为在改制的过程中，众多的职工下岗和失业，如果说“胆商”、“价商”、“地商”的经营后果是将饼做大、并没有直接将大批弱势集团推向绝境的话，那么这第四梯队的“产商”则直接伤害了数以亿计的职工，出现了你死我活 的“零和”结局，导致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倒闭，并由此导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也就是说，在企业改制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全社会的各阶层尚能利益均沾，尽管分配的比例不甚公平，但进入改制阶段，尤其是世纪末以来的“二次改制”
，已经出现了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零和局面。由此不仅导致穷人更加仇恨富人， 更重要的是，富人也日益感受到内心的恐惧和生命财产的威胁，惶惶不可终日，原罪感日益强烈。
第五梯队与金融的市场化密切相关。１９９０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经过１９９０年的股市狂潮后，许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万、千万富翁的事实，极大地推动了假股份制改造为名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时，就送给当地政府官员“权力股”，从中得到政府的廉价地和廉价物资。
这批第五梯队的富豪们，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 作人员，他们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容易获得稳赚不赔的原始股；其次是拥有公司上市资格生杀大权的审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这批“股商”累积财富的过 更富有戏剧性，一夜暴富后一夜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除了股市发财之外，这批五梯队的富豪们大都利用银行“借钱下蛋”。中国大陆房地产企业在进行开发时，普遍存在自有资金不足问题，必须靠向他人与银行借贷启动事业，一旦银行贷款到位，往往抽逃自有资金，因此银行贷款就成为滚动开发的第一桶金。资料显示，１９９２年中国大陆商品房投资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一倍，其中三分之一是银行贷款。
第五梯队所赢得的暴利是中国大陆改革以来最空前的，这也是金融业的暴利性 质所决定。但暴利往往与风险成正相关关系，利润越高，风险越大。但中国大陆特色是由于私有资本与权力的密切结合，造成国有银行消化了大量的呆账，在相当程度上减缓了投资金融的风险，由此就刺激了更多的私有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和权贵关系。不过，由于政府在理论上和法规上是禁止私有资本介入金融业，于是私有资本的寻租成本增加，政治风险加大，但寻租的收益也随之提高。
第六梯队是以高科技为“淘金”对象，他们属于“智商”。包括郭广昌、左宗申、处圣达、吴鹰、刘虹、宋如华、何然、王文京和黄宏生等。这第六梯队的富豪们往往利用富有创意的投资理念来吸引风险投资，然后逐渐上市。他们是股票文化的收益者，他们的财富尽管也不是很“阳光”，但他们靠智慧和信息赚钱的特殊性质，在中国大陆固有的文化基因中，似乎少了一些负面的原罪形象。在１９９８年，这一梯队所缴纳的税金占同期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税金的２?２５倍，由此体现了这一梯队的基本素质和社会责任。而且，由于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以，政府更多的是主动请求这一梯队参与投资，包括大规模地邀请“海归”投资高科技产业，由此导致企业寻租的冲动和需求减少，政府控制行政审批的资源削弱。这样，不同与私人收入资本化和公有企业私营化，第六梯队是属于人力资本企业化的代表，凭借的不是力气和资金，而是智慧与管理，为中国大陆私有资本集团的未来奠定了一个新的制高点，而由于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门槛较高，所以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智商”们，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满后劲，并在未来产生更多财富。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过去25年中相当数量的富豪们的致富过程有明显的权贵性，犯罪性，和投机性。
三、国人仇富心态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仇富问题早就引起社会和专家们的关注。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有仇富现象？笔者综合各家学说，归纳为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人仇富并不是因为富人太富，而是因为穷人太穷，穷人太多，富人太少（林毅夫）。这派观点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穷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为数不多的富有者自然就被大多数穷人嫉妒。让富人多缴税是不对的。
第二种观点：腐败导致仇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大多数的富人得以致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学识、辛劳、和才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巧妙地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利用政府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他们的财富不是靠走正路得来的，而是靠歪门邪道巧取豪夺来的。他们挣的是黑心钱。这就造成社会财富的分配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状态，导致人民仇恨富人。所谓“仇富”更确切地说是仇腐、仇不公。
第三种观点：中国百姓仇富是因为富人仇穷，富人为富不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是五千年人吃人的历史。在我们中国这种文化中，人一富便坏。中国的富人们永远是一帮贪得无厌、没有修养、不懂得回馈社会的吸血鬼。中国一切有钱有权的人都是狼心狗肺，他们可以在大火中心安理得地从哭叫着的孩子们的身体上踏过去，他们可以为了多挣几个钱而让成百上千的工人在矿难中死去，他们可以为了选择哪家饭馆吃饭而烦恼却不愿意支付民工们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富人有宗教信仰和公德，他们拿出大笔的财富回馈社会，赈济和帮助穷人。西方的富人不欺压穷人。所以那里没有仇富现象。但中国的富人没有回馈社会的概念和传统，没有宗教信仰，只认钱，他们真的欺压穷人。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的富人永远不会容忍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他们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以获得最大利润。所以，中国人仇富根源在于富仇穷。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
第四种观点：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包含传统的仇富心理。人穷惯了，一见到有人发财就眼红。这种观点认为，人家西方的哲学是：你要是比我强那么我就要设法赶上超过你，而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却是：你要是比我强我就要把你拉回来和我一样落后。这样的小肚鸡肠必然导致穷人憎恨富人。所以，仇富是中国老百姓的劣根性表现之一。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平衡自己的心理，不要见什么都眼红。
第五种观点：贫富不均造成仇富。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仅为0.18，2000年升至0.4，而据2005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为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已超过0.5。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统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 0.45，而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总之，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早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进入了严重分配不公平区间。某专家认为：即便没有腐败，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樊纲），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如此势必造成一些穷人对富人不满。
上述这些观点是否有道理，读者见仁见智，但其中有的观点明显牵强附会。如果穷人太多，富人太少会造成仇富的话，那么比中国更穷，比中国有更多穷人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就会有更强烈的仇富现象了。其实不然。在印度确实有人仇富，但远没有中国这样普遍和强烈。如果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包含传统的仇富心理，那么台湾香港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那么仇富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仇富情结实际上并不是针对所有富人的。那些艰苦创业，靠着自己顽强和勤奋的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富豪们被人们尊敬。像杰克缝纫机公司老板阮积祥，当年只身一人从浙江跑到东北大兴安岭补鞋，每天挑着担子奔波于各大林场，冒着掉进沼泽和落入虎口的危险；像“小肥羊帝国”的缔造者张钢， 1985 年扔掉钢铁公司的铁饭碗，站到自由市场上天天吆喝卖衣服。在他们积攒下的每一个铜板中，都渗透着自己的血汗。中国的富豪如果符合以下五类特征中的至少一类，就不大会招惹仇恨：
第一类：阳光富豪。这就是阮积祥、张钢，还有前面一节提到的“第六梯队”和“第一梯队”中的多数富豪们。相对说来他们中名声狼藉的人不多。他们大都是靠自己的胆识、学识、能力、管理经验、辛劳起家的富人。他们没有挣多少“脏”钱，所以并不被人忌恨。
第二类：慈善富豪。这些富豪守法并将财富大笔回馈社会，如李嘉诚、霍英东、胡润慈善榜上的十大慈善富豪，等等
第三类：洋富豪。这包括大多数欧美各国来华投资或经商的富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一般来说，这些人具有较好的教养和素质。其实他们也偷税漏税，但是由于他们很少亲自干坏事，所以没怎么惹人恨。
第四类：亲民富豪。这些富豪对员工和善，不经常吹胡子瞪眼打骂员工，不克扣、拖延员工薪水，提供安全、洁净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富豪在高科技产业和IT行业中多一些。但在制造业和采矿业中不多。在“煤老板”中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
第五类：体育富豪。这些人虽富犹荣。和演艺明星不一样，运动员除了靠辛勤和汗水没有任何捷径。他们要胜过国外的同行就只有比他们更累更努力。而且运动员超负荷的体力透支往往落下一身病。他们致富从来就不会招惹嫉恨。
笔者姑且把上述五类富豪称为“红五类”富豪。
张朝阳、丁磊、陈天桥这一类的知识管理型企业家是阳光富豪的典范。他们以全新的姿态发展中国民营经济，采用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和最新理念，跟进西方最新的发展，打造中国的新经济。刘永好、刘永行兄弟是自己砸掉铁饭碗，“第一梯队”下海的知识富豪。他们一路走过来，闯过激流险滩，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亲民的本色，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脚踏实地发展民营经济，堪称民族精英，富豪楷模。柳传志对发展中国信息工业功不可没。他率领的“联想”硬是用中国自己的IT品牌和产品与“洋货”一决雌雄，并且把战场扩展到竞争对手的大本营里去，敢于啃硬骨头打硬仗，大功告成后急流勇退。
遗憾的是，属于上面红五类的富豪并不多。事实上，中国诸多的富豪至少属于以下黑五类之中的某一类：
第一类就是政府官员富豪。政府官员一富必贪。因为按他们的合法收入他们是成不了富翁的。为了拉近当官的同普通老百姓的距离，中国如今比较流行的说法的是 “公务员。”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乡计划生育主任，凡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均可算为“公务员。” 中国的公务员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养尊处优的一群。打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就没有人怠慢过国家公务员。唯有意外的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非正常时期，公务员们被毛泽东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折磨地胆战心惊，颜面丧尽，甚至有家破人亡的。这批被整肃的公务员中亦包括笔者已故的双亲大人。其实，公务员们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虽然在当今西方国家不大合乎情理，但是在中国却是自古到今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中国国情头一条。任何人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完全不懂得中国。某位业已退位的公务员说的很明确：公务员花人民的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般来说，如今一位公务员如果仅仅是花点人民的小钱去一日三餐吃些山珍海味什么的，每年去国外旅游个五六次的，然后把家里装修的和宫殿一样豪华，把银行里存款数目尽量控制在七位数之内，再顺便包个把二奶三奶之类的，据说这样的就算是清廉的公务员了。虽然在1976年前这样的公务员是一定要被枪毙的，但在今天却未必不可以被评上现代焦裕禄。手脚麻利一点的公务员，会不动声色地把一大笔人民的钱转移到自己海外的帐户上去，然后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在国外买好大房子，一旦时机成熟，便和夫人或者情人比翼双飞，到海外享尽天伦之乐。在美国的旧金山、纽约、洛杉矶，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出手阔绰的中国前公务员的身影。公务员如果胆子再大一些，找个开发商一起做笔土地买卖，把那些穷光蛋的房子统统给扒了，让他们滚蛋，这位公务员一夜间就可爆富。虽说这样做对拉动 GDP，改造旧城区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因为这样做很得罪人，所以颇受争议。机灵一点的公务员会把事情做的不那么露骨。比如说，把一座价值3亿的国营工厂估价3百万卖给自己的一个亲戚朋友之类的，然后拿更高数目的一笔佣金。工厂一旦出手，让那位新老板去当恶人。总结一下，凡是和中国富豪第二、第三、第四梯队合伙分赃并大沾其光的公务员，都被人恨。
第二类招人恨的就是权贵富豪。也就是靠勾结政府官员获取特殊经商资源，事成后给政府官员回扣。上面所说的第二、第三、第四梯队的富豪们多半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这是非法行径，要冒一定风险。最近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奸商们终于明白了中国自古以来权和钱的微妙关系。于是他们积极申请去党校学习，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担任政府公职。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安全地把权和钱玩弄于掌中，风险大大降低。
第三类招人切齿痛恨的富豪就是那些对员工竭尽剥削压榨之能事，开血汗工厂、污染工厂，缺乏安全设施的矿井，残酷虐待员工，让员工无休无止地延长工时而不负任何报酬，克扣员工血汗钱，拖欠工资，“周扒皮”之类的黑心老板。
第四类就是官商、凭家族势力爆富的八旗子弟。这些富豪口碑极差，基本上是靠 着自己名门望族的背景和渠道而获得特殊的发财之道。这些人没有独立谋生的本事，就只好靠爹妈还有“叔叔阿姨”们的关系网生存。一群败类，猪！
第五类就是那些飞扬跋扈，视草民如粪土的富豪。他们发了财就肆无忌惮地受用，嫖娼、包“二奶”、豪赌、斗富，花巨款登巨幅广告选美招处女、花重金吃人乳宴、黄金宴、女体宴、开处、甚至奸侮幼女、虐童……。他们一掷千金，毫不吝啬，对慈善事业却一毛不拔。
英国小子胡润在中国搞了个“胡润富豪榜”把很多富人搞得心惊肉跳，然后他又别出心裁搞了个“富豪慈善榜”，把中国的众多富豪们损的恨不得钻地缝。不过他再大胆也不至于大胆到开一个“中国恶霸富豪榜”的地步。笔者建议有兴趣的海外华人不妨试试。
四、重新认识国人仇富的原因
通过对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历史的回顾，笔者认为国人仇富还有更深一层的背景：
1．我们周围存在仇富现象，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幸生在中国，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法治社会。一个人治的社会，总是有许多的无奈。中国现在很热门的清宫片很能引起百姓的共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看到那些中国古代的种种很恶劣的事情如今正在重演，成为现实。其实，中国并没有仇富的文化传统，倒是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几千年老百姓仇官的传统。从秦始皇到满清帝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改朝换代，中国社会本身并没有发生更新。大体上说，每一个新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开始，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皇帝能够得心应手地统治国家。随后就出现各级官僚贪污腐败。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治，对于官员腐败束手无策。皇帝穷于应付，拿不出根治腐败的办法，只好任其泛滥。这种慢性失控的局面导致各级官僚的腐败加剧，对百姓的剥夺搜刮愈演愈烈。当农作物歉收导致大饥荒、或某地方官吏与百姓产生重大冲突时，或者外族入侵时，百姓的忍耐冲破临界点，爆发农民小规模反抗运动，并迅速扩大为反政府的大规模暴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看到了重蹈封建社会农民运动覆辙的潜在危机，因此他想方设法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力图用公有制来均贫富，阻止中国走回老路。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各种政治运动让“官不聊生”，以防止中共官员堕落成鱼肉百姓的旧式封建官僚。虽然毛泽东敢说敢做，下手也很重，但国家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的所有措施无论多激烈毕竟还是“体制内”的措施，改变不了基本事态。文革结束后，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亡党亡国”是最大的威胁。曾经有过那么几年，党内外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更迫切的压力是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当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时，亡党亡国的危机似乎没有那么紧迫了。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被一派欢呼声给淹没了。在“先富起来”的狂热中，很多矛盾被掩盖。政府官员们很快就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利用手中的权利走上了官员发财致富之路。于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这些曾经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用来批评旧时代封建王朝的词语，现在已经越来越适合于描述当今的社会了。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官和富基本上是一回事。很少有富人和官场毫无瓜葛的。无官不富，无富不官。人要致富，一定要打通“官”节。那么，官员们又如何满足奸商们的要求呢？很简单，把他们手中掌握的那部分人民的资源或财产送给他们就是了。这样，必然会导致百姓不满。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权只要和钱一结合，就会若出大麻烦。问题在于，我们中国偏偏有这么一个糟糕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权钱勾结毕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那是非法。如今已渐渐走向合法化。富豪和官员的界线正在模糊。富豪们已经不满足与官员们相互勾结。他们通过入党、任人民代表、做官等途径参政议政，参与政府管理和运作，避免被追究“原罪”，也更好地直接利用职权发财。当明天老百姓恍然大悟原来官商本是一家人时，仇富就会立即转变为仇官。仇富不过是仇官的前奏曲。事实上，今天已经有一大批仇官的百姓了。
2．如果我们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理论来分析，就可以对仇富的来源有更加清楚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也很先进呢？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的GDP曾占世界总GDP的32%，在当时不可谓不发达。即使美国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份额。美国的GDP曾经一度占世界份额的25%。可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社会先进吗？二次大战前的纳粹德国的生产力在当时也是高度发达。德国有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公路网，人均GDP是世界最高的。可是我们有谁会说他们的社会也是最先进的？为什么呢？这里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在16世纪和17世纪，尽管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比起其它国家是相对来说发达不少，但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却在日益没落。那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旧文化，没有前途的旧社会。所以，生产力曾十分发达的中国在后来两百年中迅速衰弱。纳粹德国的文化是法西斯文化，把人当作可以标签高低贵贱的动物，是历史大倒退，所以纳粹德国根本就无法长久。由此看来，当我们评价生产力时，要和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否则就只有“两个代表”而不是“三个代表”了。长久以来，中国富豪们被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一个误区。精确地说，中国的富豪中，只有为数不多的那些 “红五类”中的大部分富豪们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他们在扩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制造中产阶级，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向全面小康的方向发展，造福全社会。其余的富豪们（尤其是山西的“煤老板”们）代表的是腐朽的落后
── 原载《天下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