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别做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一位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知名的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去年十月在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 发表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力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么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睛，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给了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骂。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么别人没有像我那么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着，连盖都不碰，没被脏着，熏着，恶心着，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么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着迄今还在牺牲着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后，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以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极左，跳到主动的极右，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着新时代的潮流，代表着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着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着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后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文以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文以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后，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于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于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于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于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后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后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么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于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后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么面对这些困境怎么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于出人头地，面临这么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于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于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道：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功。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都非常钦佩：“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么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完全是由于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功”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余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功”，然后把这种成功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后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后，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后，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于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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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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