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设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指出，随着肝肾移植存活率不断的提高，中国医院的生意也愈来愈兴旺，因此近来开始兴建肝病医治中心大楼，将肝病治疗和肝器官移植扩大化和普及化。而医院与监狱挂钩，摘取死刑犯身上的器官提供给病人，成了主要的器官移植来源。
据国际媒体和劳改基金会指出，死囚犯器官在中国是器官移植术的主要来源，每年至少有数千例。上个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首次承认，中国目前大多数移植用的器官确实来自死刑犯。
中共官方长期以来以极其不人道的方式摘取死囚器官，高价提供给外国人做器官移植，一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体内器官也被摘除，而其手法之残忍已引起外国医疗机构、人权团体和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
中国为韩国人改造病房
据韩国第一大报朝鲜日报报导，韩国自2000年实行严格的器官移植法律后，脑死亡者器官移植因各种限制很难得到器官。最近，韩国人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现象急剧增加。
报导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是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每年可进行近900例肝脏和肾脏器官移植手术。据韩国医疗行业推测，韩国人“远征”器官移植手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各地每年达1000例左右。
去年，在前来就诊的韩国患者最多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占移植手术40%左右的360多例手术对象是韩国人。为此，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方面大幅增加了医院设施和规模，还在去年聘用了会说韩国语的朝鲜族外科医生和护士。
医院方面在发现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使用的病房不足之后，把临近的天大天财酒店的24、25层改为韩国人等外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天津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也被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
随着外国患者的增多，中国器官移植费用也逐渐上涨。去年年初，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3300万韩元）左右，但是随着韩国患者与日俱增，治疗费用超过了4万美元（4120万韩元）。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肝脏移植治疗费用为6000万～7000万韩元，肾脏移植为2000万～2500万韩元。
中国移植器官从哪里来?
朝鲜日报报导说，在韩国寻求脑死亡者的器官像摘天上的星星一样困难，但在天津并不困难。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主任医师郑虹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脑死亡者给我院捐赠器官。”
报导说，但据证词透露，脑死亡者捐赠的器官中还包括很多被执行死刑的囚犯的器官。在进行移植手术前，要检查患者与捐赠人的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吻合程度，其结果由管辖法院通知、捐赠人的年龄大部分在20~30多岁、每次都同时获得肝和肾脏等各种器官捐赠等都证实捐赠的器官中有很多死囚的器官。在医院向手术后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赠人记录表上，捐赠人的死因都是“急性脑损伤”。
对此，中国医疗小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一味地逃避回答。医院方面表示，在捐赠脑死亡者器官时，必须要有遗属的承诺，而且严禁买卖器官，所有的器官捐赠行为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设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引述一些医护人员透露，从死刑囚犯身上摘取肾脏和肝脏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的作法一直存在，并也是医院内公开的秘密。虽然中国法律规定不得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但医院从当地司法部门那里，得到摘取死刑囚犯器官的许可。
法新社报导，每个月都有数十名以色列人蜂拥到中国，接受便宜的器官移植手术，使用的是摘自中国死刑犯身上的器官。据澳洲昆士兰快递邮报报导，澳洲大约有1600人等待从海外寻求器官移植，目前至少有7个澳洲人从中国被处死的囚犯身上获得了肾脏移植。
英国观察家报说，一些英国医院的病人在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据了解，许多中国死囚的器官都是在重庆军方医院被取出，器官被取出后，犯人在麻醉状态下死亡，而不是被枪决。一些英国医生说，摘除死刑犯器官牵涉道德跟人权问题，他们无法理解大陆医生怎么能参与这种非法器官交易。
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承认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富商、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6年前就是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的肾脏移植，而那个肾是从死刑犯身上摘取的，但是碍于政治敏感，没有人敢公开流传。
报导说，去年9月大陆著名演员傅彪换肝手术成功，而他移植的完整肝脏来自一名山东死囚，但是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质疑，在他换肝成功的同时，没有人注意到他肝脏来源的合法性。
星岛日报报导指出，上个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坦承，中国目前大多数移植用的器官确实来自死刑犯。他并承诺会收紧有关法规。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承认有死囚的器官遭贩卖给外国人士进行移植手术。 报导说，中国器官移植中的活人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大赦国际指责中国一年处死5000或更多的囚犯，占了全球被处决死囚的九成一，而且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犯人的器官。这些器官被用来给愿出高价的外国患者进行器官移植。
近年来不断的有死囚家属控告公检法及医院，非法摘取其亲人器官的案例，北京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晟表示这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2004年2月1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因死者人体器官丢失而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案。
据大陆媒体报导， 在上海、辽宁等地医院的角落里有大量关于买卖肾脏、眼角膜的广告，有些还公开写上血型、年龄及联系人的电话。但江西省“都市消息报”新闻部主任姚小红却因报导江西萍乡市法院私自摘取死囚肾脏，触怒当局，遭报社解雇。
中国死囚尸体器官能用的，卖给医院或患者，不能用的，部分转到塑化公司做成尸体标本，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有些甚至用来提炼化妆品。
英国卫报记者假扮成香港商人，接触一家中国化妆品公司经纪，揭露中国化妆品公司用枪毙犯尸体剥出来的人皮提炼，制成除皱丰唇治疗用的骨胶原美容产品，经香港卖往欧美，同时他们又尝试用堕胎胎儿的组织开发骨胶原。报导指出，这种“人皮化妆品”不但有违道德，而且可能传染疾病。
德国医生哈根斯轰动世界的人体世界展览，遭到人权团体的强烈谴责。德国明镜周刊揭发哈根斯的塑化人体很多是来自中国的死刑犯，哈根斯也承认曾收到头上有枪击痕迹的尸体。类似来自中国死刑犯的死尸展览还在旧金山、台湾等地引起过强烈关注。
死亡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摘除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公开镇压法轮功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知至少有280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法轮功人权报告披露，一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体内器官被摘除，有人从他们的遗体盗取可用于移植的器官，非法出售。
广州法轮功学员郝润娟在广州白云看守所警察遭受22天残酷折磨后死亡。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解剖了尸体。当家属被通知去认尸时，遗体已面目皆非。有知情人士透露，广州白云区戒毒所不法医生公开“指导”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打手，“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一些被关押在那里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从此失踪。
河北石家庄的左志刚原在石家庄中山路一家电脑公司工作。2001年5月30日，他被公安和610人员从单位劫持到石家庄桥西区公安分局，遭受刑讯逼供，当天死亡。尸体伤痕累累，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的大坑。
福州市杨瑞玉原是福州市台江区房产局职工。2001年7月19日在工作单位被公安非法绑架，三日后被迫害致死。事后遗体由警车押送，一到火葬场立即火化，不让杨瑞玉的丈夫和女儿走近遗体。据目击者称，杨瑞玉遗体的腰部有拳头大小的窟窿。
福建省宁德市孙瑞健2000年11月进京上访时被北京公安拘留。12月1日家属被告知孙在公安押解情况下跳车死亡。家属要求见遗体，公安方面躲躲闪闪。当孙瑞健的妻子见到遗体时，遗体已被剖腹解剖，死者眼睛异常突出。
2001 年2月16日，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任鹏武因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象材料被捕，关押于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死亡。警察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假借法律鉴定的名义，将任鹏武身体从咽喉处至小便处的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除，然后强行火化。
在江泽民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
国际谴责中共贩卖死囚器官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以413票支持、一票反对通过了“劳改决议案”，谴责中共的劳改制度，中共当局利用这个制度打击政治异见人士、宗教信仰人士等，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杜绝中国劳改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法兰克．沃尔夫是这个劳改决议案的发起人之一。他说，“中国现在镇压争取宗教自由的人士、天主教人士、佛教人士、穆斯林。他们还专门买卖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花上五万多美元，再测测你的血型，他们就到监狱里找到一个死刑犯，枪毙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肾脏可以移植了。”
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说：“这个议案最大的意义在帮助所有的人正视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的国家，劳改制度是它的核心，经济发展不等于民主就会发展。”他指出，只要有劳改制度在中国存在，中国就不会有民主。
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的烧伤科医生王国齐大夫曾在美国国会作证，讲述亲自到刑场和火葬场去过不下百次，摘取被枪决的犯人的皮肤和眼角膜的内幕，有一次在一名死囚身上剥下眼角膜和皮肤时，对方的心脏仍跳动。但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称，这是恶意中伤耸人听闻的谎言。不过，最近中共官方已经公开承认中国目前大多数移植用的器官确实来自死刑犯。
同时作证的还有吴弘达和美国肾脏科医师Thomas Diflo。任职于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 Diflo 医师表示，他有6名美籍华人的病人到中国大陆去换肾，回来后找他作后续治疗。病人毫不讳言，器官来源皆出自枪决的犯人。
欧洲议会于1998年也对中国摘取移植死囚器官的做法感到极度震惊，做出决议强烈谴责：“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明显地违反了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和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