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黑暗——读廖亦武的《证词》（上）

1
“叫叔叔。”我笑道。
“叫你狗屎，”为首的女孩骂道，“坏麻雀。”
“投降！”我急忙高举双手。可弹药却纷飞而来，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是不信邪的。“你犯了什么罪？”为首的女孩叉腰审问道:“杀人？抢劫？强奸？贩毒？”
“反革命。”我老实回答。
“就是国民党。”女孩定性道，“枪毙你，服不服？”
“不服。”
“那就烧死。”女孩们乐坏了。为首的女孩突然用枝条叉起一团焦黑的宝物，遥遥发问道：“坏麻雀，你猜这是啥？”
“我近视，认不清。”
“就是你！”
女孩们又乐得手舞脚蹈，争抢着把死雀当作足球踢。“我倒宁愿变成一个雀球，被孩子们踢着玩。” 我不无伤感地想。

这是《证词》近结尾，作者和孩子们的一段“游戏”。读到这里，我脊背通寒。是的，“监狱里长大的孩子不信邪”，敌意、残酷对他们像刮风下雨一样自然，是快乐的一部分。《证词》充实容下所经的混浊和黑暗，但这里作者的心柔软清亮，经历至此，自身已不重要，但他为孩子们悲哀。这是中国的孩子，他们由我们这里得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什么是中国的明天？此刻作者面对的不是残暴的权力和罪犯，而是天真的孩子们。但是她们已经是这部生活的一部分，由这里接受，由这里传递。有比此更无奈的吗？话到此，也就到了尽头。

我想到那个房顶上18岁的持枪战士，他把下面的牢房当作痰盂和烟灰缸，想到4岁的“妙妙”对他父亲的那一口唾沫。好，这些都算是个别吧，可那一场红卫兵运动呢？首先，我们给予了孩子们什么样的生活？再，我们教给了他们什么？近百年前，那位作家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喊：“救救孩子！”我们这一辈是毁了，喝狼奶长大的人是狼。但是孩子们呢？难道，他们也是要在“狗屎”、“枪毙”、“烧死你”中长大吗？

鲁迅呼吁“救救孩子”，是说旧道德吞噬人，人要冲出铁屋。他有道理。可是那些被唤醒的孩子们，我是说那些最激昂最理想的青年，他们如何呢？“革命”、“新中国”、“跃进”，他们大有作为；而这些孩子的孩子就是我们：“文革”和“红卫兵”；再，我们的孩子就是那个战士和这群烧麻雀的孩子们了。“仁义道德”是废弃了，但人们被什么所支配呢？“斗争哲学”，表层是至高理想，具体内涵则是：集体仇恨和暴力。这是“新中国”的思想和教育。当然，90年代中国有了进步，“主义”换成了“唯利是图”，孩子们再不会从“领袖”那里去学习“理想”了，但他们会在街头学习，那就是电影《任逍遥》。就某种角度，那部电影比《证词》冷酷，因为《证词》中还有“我”的抗争，还有“墙”的内外，有索尔任尼琴；但是《任逍遥》中孩子们则冷酷得彻底，在那座掏空了的煤城，他们的生存规则和监狱并没有什么区别。媒体报道，四川万州街头发生一件小事，而引发全城暴乱。广东莞县一个湖南15岁的孩子偷了辆自行车，被村民活活打死，引发双方械斗，可以想象吗？仇恨和暴力以另外的形式积蓄呈现。

2
《证词》是一部记述残酷黑暗的书，作者经历这些，记叙这些，为之作证，他沉于其中，但终要抗议。人不能凶恶、残酷、龌龊至此。近两个世纪来，中国的苦难不幸，及其自身的野蛮残酷都已走到了尽头。对之我们说什么呢？“道义、仁慈、诚实、清洁、爱和尊严”，面对无数不幸，这些词语已难以启口。可是要继续下去吗？让孩子们永久沉溺其中？ 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了仇恨和残酷了，开口另一批言语已经困难。

《证词》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清洁和尊严，于是在地狱之上有了光亮。“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这里他提到了“上苍”、“冥空”、“亡魂”，对姐姐的“爱”；“清洁”和“尊严”建立于此之上。这是穿透黑暗、残酷和苦难的声音。那些光亮、珍贵、可爱的东西并不只是生命外部的召唤，它们的根在生命的内部，是生命内部深处的渴求需要、不可抑止的翘望和等待。因此它们是生命的本质之一，是文明之所以建立的原因。此生命真理似乎显而易见，但需要经历种种不幸困境，穿越表象，在生命的极处才能触到。它们在黑暗的最下一层。这也就是蒙难的意义，穿越地狱方见星光。

我感动作者磨难之生，在黑暗之底透出光亮。人很容易在黑暗中变得更黑暗更残酷。磨难，而不被苦难所吞噬，而得到光，这是不幸于文明的意义。我们自幼所读的那些民间故事，反复讲述此同一简单的真理。伟大的《神曲》就是这一小小的故事。即使基督受难，也是为了在高处显示他的照耀。文明中所有类似的故事，在真实中实际都非常残酷。文明之建立是被迫的，因为人太残酷太不幸。

尽管我对作者敬意，但我需要指出，就《证词》的大部分，作者是沉溺于黑暗之中的，到最后方闪现微弱的光亮，几乎渊下的些许阴风便能将其吹灭。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有限；不如说中国太黑暗，当代几乎没有人不为其所吞没－－或毁灭或同一，无论是诗人、学者、贫民百姓，还是孩子。廖亦武甚强悍，否则难能坚持下来，他是凭体质血性做到尽头。“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王怡撰文说其是“肉体写作”，是赞誉，其实让人痛心。这让我们想到监狱雨水中那个裸身狂奔的男人和他的嚎叫。但能怎样？面对这部残酷的生活，作者最终没能明确说出：不！没能发出：走向“光”的声音。他不甘，曾以死相抗，但终无奈。他见证了这部生活的黑暗残酷，却也默认它强大，无从改变，最终是放弃。“不投降/又如何”？“我倒宁愿变成一个雀球，被孩子们踢着玩。”

郑义在《中国冤狱录》的序言中，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命题: “拿什么去赎买凶手们残暴的灵魂和杨继年们仇恨的灵魂？”谁来给杨继年“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他引述了中国种种难以想象的残酷之后，说：“唯有爱”。感谢他在如此的残酷和苦难之后，对这个民族最终说出了这个词：“爱”。“我确信，奥斯维辛的罹难者，在他们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际的最后愿望，是祈求他们幸免于难的后代拥有一种爱的生活，即富于诗意的生活。”在经历种种灾难、倒塌、残酷之后，中国民族面临文明最基本的命题：走向对生的肯定，“仁”、“慈”、“爱”。我的困惑是，如果背后没有传统的力量，天地间没有绝对的一点， “仁”、“慈”、“爱”将怎样发生呢？善必须进入信仰与信念，才能确立并持续。

3
近两个世纪来，中国的苦难不幸，以及其自身的野蛮、残酷和暴力都已走到极致，我们需要穿破最后一点，见到光，或者说我们要在灾难的尽头重返文明的源头。

人们批判共产集权制度，但同为共产制度，中国远比苏联、东欧残酷。《证词》作者熟悉《古拉各群岛》，索尔任尼琴激励他写下《证词》。但他清楚中国比《古拉各群岛》黑暗，《证词》中他对之多次提及。

中国残酷于苏联、东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截断。我们可以有千种理由批判中国传统，但是所有的文明都奠立于一个共点：向善，对人的肯定、同情和保护。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中，其分别体现为“仁”、“慈”、“爱”。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以此为基础。无论以何原因，如果此基点被颠覆，文明之厦即倒塌，人即陷于赤裸的野蛮：恐惧、狂乱和暴力。人性彼此有亲和；但亦有恐惧、敌意和侵犯。于社会群体，文明的首要原则是“仁爱”精神，确立秩序，以前者抑制后者。

比 较中国的集权制度，苏联、东欧相对保有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活着，但要记住》等文学作品承继了欧洲人道主义的传统。 在苏联，普希金、托尔斯泰从来没有停止被阅读，不论国家权力如何，但在其社会和民众中，俄罗斯人文精神有其承继和传统。《证词》列举的一个俄国故事，当一 个囚犯被被处罚劈木柴，他默受了，并且9个小时不停顿地劈下去，于是“惩罚者由惊愕到莫名的惶恐”。惩罚者惶恐，这来于文明传统的存在。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思想多处于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文明中要有批判，否则即失去活力。“五四”有很好的愿望和意义，但否定和批判推向极端，也就动摇了文明。当“仁”被砸烂，摧毁的也就不仅是中国文化，还包括其后文明之源。文明传统可以调整、改革、变化，但不可以截然中断或改换。因为传统的意义在于具体、日常，渗透于人精神和行为的细节；搭成仪式，使人与人默契。传统是文明的具体实施、保存和延续；经漫长的时间方能形成。“五四”运动后，激进青年之转向共产主义，投奔延安，由生命现象来说：秩序崩溃，破坏了“仁”，人也就置身荒野，恐惧、焦灼、孤零，由而转向敌意、暴力、虚妄和集权保护。

中国近代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极端的破坏力量掌握了权力。49年后，毛发动一次次运动，每一次都更深更普及地摧毁清除中国“文明”的因素。他的“阶级斗争”，即仇恨和暴力。请不要忽视中国几十年来批判“人性论”，对全民宣教敌意和暴力。其了培育了中国民族几代人仇恨和残暴心理，我特别要说这是全民性的。文革，全民－－由少年到耆老－－彼此仇视残害，即是宣教敌意和暴力的效应。就此，毛权力对文明的破坏和遗患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即使他死后，乃至今天。毛的灾难不仅在过去，还在其给我们的遗产。最近朱成虎将军的核言论，引起悍然大波；无独有偶，911后，一个流亡的中国记者撰文，呼吁美国政府调整战略，为民主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者虽然立场对立，但心态同一：热衷毁灭，以人为刍狗。这是毛留给中国的遗产。由此当今中国的黑暗、腐败也就不足为怪，穷奢极欲是毁灭的另一面。没有“人”，就不会有“人”的生存。

在任何国家、社会，监狱都是黑暗之地。就是美国监狱，就个别现象，有些事情也过于《证词》。监狱毕竟是特殊之地。阅读《证词》的悲哀是，其所展示的黑暗和残酷是中国的普遍之事，并非是特殊之地特殊之事。深入中国社会，狱墙内外彼此相当，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不残酷于监狱吗？美国伊拉克虐囚事件震惊全美国；而对于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证词》只是叙述了我们熟悉的中国人性和社会。我没进过监狱，但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残酷于《证词》。比之土改、文革，《证词》当为逊色。许多老国民党老右派，文革能逃过一死，是因为他们当时在监狱。就是八十年代后，中国农村干部整治农民，也无所不用其极；吊打、扒房、裸身游街、跺脚筋、割睾丸…。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不是监狱，而是街道保安。我没把《证词》当做监狱之书，而是当作中国人性、社会之书来读。《证词》与作者的另两部著作《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它们展示了同一个中国，甚至可以说，某些事情，后者比前者更黑暗更残酷更恐怖。

中国历史从来有其黑暗残酷性，《证词》列于其中不足为奇。但是毛时代，批判“仁”“爱”，鼓励仇恨；将残酷、暴力、“非人性”合法化高尚化；全民普及人对人的敌意和摧残、“群众专政”，这却是中国历史所没有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忽视其留给中国社会、民族，及我们心理的残酷和黑暗；不要小视中国 “仁”的破坏和颠覆。“八亿人，不斗行吗？”想一想吧，没有“仁”，众人共处就一定是彼此恐惧和残害。戈尔丁的《蝇王》，用一群荒岛上的孩子，写了这个人类的故事。作者不熟悉近代中国，否则不用编故事，中国数亿人的经历，随手一二即寓意深刻。

索尔仁尼琴激励作者写下《证词》。但在《证词》和《古拉格群岛》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古拉格群岛》承继俄罗斯魂灵，由东正教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其贯通正义凛然的人道精神。《证词》所记述的事情残酷于《古》，但其欠缺前者的精神。作者是沉于黑暗见证黑暗。我不是苛求作者，我感谢他，当一个民族蜂拥扑向财富、虚荣和时尚的时候，他转向被抛弃遗忘的一边，伏身真实地记述黑暗，记述那些悲惨和不幸，他已经做了。我要说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中国“仁”的浩然正气已中断，文明的基点被颠覆。无论作家、知识分子还是百姓，都没有内在精神足以对抗中国的残酷和黑暗。近二十年间，中国溃烂透顶的腐败，为什么？因为除了肉与欲，人再没有其它？中国骤然多了六、七千万基督徒，近乎一亿的法轮功学员，又为什么？其说明，中国大地文明的枯竭。

“救救孩子！”一个世纪前， 意味走出中国旧文明“仁义道德”的束缚，给孩子新生命。今天如果重提这句话，那就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灾难，在文明的绝境，我们需要穿透黑暗，重返文明的源头，把弃置于冷漠、仇恨和残酷废墟上的孩子们带向：“仁”、“爱”、“慈”的水源。

4
毛集权是中国当代灾难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黑暗、残酷，一股脑地都推给制度，就会走向泛政治的简单化，这是近代中国的不幸。中国当代的黑暗残酷，起码包含几个层次：人性之恶；中国的残酷历史；近代战乱；外患；文明传统破坏；极度的贫困和压迫；封闭；缺少教育；集权制度；毛的偶然等等。

由《证词》和《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我们需要看到集权制度的黑暗，但也需要反省中国的历史和民族。鲁迅对中国旧文明深恶痛绝，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其中的残暴；至于他走到极端，那是另外的问题。“千刀万剐”、“食肉寝皮”、“易子而食”并非只是词语。同为集权制，但波兰、匈牙利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饥饿的中国农民，那里的集体农庄简直就是“天堂”。中国的文革、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即使苏共也不能接受。文革广西吃人，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普遍问题。毛权力的残酷和四.一二屠杀、太平天国、曾国藩入“天京”、扬州十日、李自成、张献忠，直至汉末混战其间有传统的因袭。

《证词》中狱吏文某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套不成文的牢规大约有几十或上百年历史了吧，国民党，甚至清朝的监狱也差不多。”松山一百零八道菜，有的是新中国的新发明，比如“斗恶霸地主”，“看电视”；但大多源远流长，“缠丝兔”、“磨子豆腐”没有上百、数百年的历史，不会那么精湛成熟，“艺术”化。《证词》的记录，与中国漫长的监狱史是一致的。看看中国古代酷刑的记载，可知古代监狱比现今残酷。可以预言，中国即使近年变革为民主国家，政府除了不再把政治犯、良心犯抓进监狱，中国监狱本身则不会有太大改进。

抢劫杀人犯毛胜勇讲，“家里穷，妹妹读书，我就不能读了”，“还有父母和痴呆弟弟，全靠我一个人”；“在古代叫劫富济贫，梁山泊好汉哪个不是抢劫犯？”；“ 现在不是旧社会，可以投奔共产党，打游击，富人杀得越多革命功劳越大。” 他的大实话，讲述了中国的“真理”。极度的贫困，严酷的掠夺，使中国底层社会蕴含庞大暴力。在常态，其是犯罪和黑社会；非常时期，就是造反和革命。他们要是掌握了权力，就是张献忠、毛泽东。

作者有一节记述童年看杀人，“处决罪犯是全体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我混迹于一拨小屁孩，冒着被踩死的危险，从连绵不绝的裤裆下往前滑挤，一心只为了出头之日向敌人抛扔果皮和石块”，“人人都在喊‘打死他！’”“犯人浑身秽迹斑斑，脑壳被砸得一塌糊涂”，我“感到莫名的亢奋，小雀雀翘起来了”。你可以想到“药”，也可以想到《水浒》；沈从文记，儿时他们在河边用树枝拨弄被砍下的漂流的人头以为游戏。中国当代政治的残酷，有民族历史的延伸。

我们可说，监狱将人变为禽兽，但也可以说，由于人性的黑暗和残酷成就了如此的制度和监狱。人、权力、制度，三位一体，彼此互为。权力是制度的实行，制度是人的体现，制度与权力亦支配人的生活。《证词》见证了监狱、狱吏，也见证了囚犯。其没有掩饰回避政治，但是也没由止于政治，而揭开更深入的一层：人与民族。由这点说，《见证》较《古拉格群岛》又有另一种意义。作者说，他已经读不了索尔仁尼琴大段的意识形态议论。当然作者与索氏的时代不同，索有其当时的意义；但是今天，冷战的思想已经远远不够了。任何事务的存在，都不是单元的，而有诸多因素。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健全的文明不能丧失对政治的警惕和制约，避免简单地政治化。

造反、清洗、战争、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部残酷的历史，背后有黑暗人性的支撑。如果近代中国的情况好一些，民族性也不那么残酷，就不会发生如此剧烈持久的革命，毛也不一定能赢；就是建立了共产制度，罪过也会轻一些，比如波兰。这里我需要说明，毛权力是暴民权力，集中了中国民族性的黑暗，其不同于中国传统皇权。尽管中国民族有残酷的一面,但皇权有传统可以依－－“仁”之精神，“礼”之秩序，以“仁” “礼”制约暴力，因此其是文明。而毛以“斗争”为宗旨，鼓励权力和民众双重暴力，给普遍暴力以合法性，由此它是非文明的。

中国一向有史的记述，是为治世，因此中国的历史主要的政治史。《史记》记：“秦坑赵四十万”。活埋四十万人，一句话而已。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中，我们缺少对于民族残酷性的正视。《水浒》记叙了残酷，但是作为艺术，将之审美化了。我们不苛求历史和艺术（艺术有将犯罪合法化的功能），但需要纠正。西方人文精神的进步，直接起于对不幸的记录。近半多世纪，世界反战、人权意识的普及提高，得助于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复讲述。看到、认识，然后才能更改。

《证词》写了作者经历的“六四”、《屠杀》的由来、他的恐惧逃亡，及案发、被捕、荒诞蛮横的审讯和判决。但这部书主要的价值是对监狱和囚犯的记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向现代化迈进，但是《证词》顽固地站在那，提示中国另一面的存在。《证词》所描述的黑暗残酷穿过监狱厚厚的院墙，既延伸到国家中心权力，也蔓延庞大的底层社会，而就基本情况其不只存在于当今，而有其历史，并且还将延续。

阅读《证词》，我不断在想中国是怎样一个民族？什么是它庞大的社会的基本状态？如果我们对中国民族身上的残酷性缺少正视与认识，对之没有警觉，那么民族的残酷性会以其它的政治形式重蹈覆辙。

在我们反省批评中国民族的时候，但不应忘记“中国”包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残酷是人性之一，无所不在，正视人性中的残酷，进而警醒制约，这就是文明的意义。回看历史，触目惊心。各文化的方式不同，残酷的体现也不同。中国的残酷多是内部相互残杀，因为其崇拜家族，而不是种族；而像德国、日本这样的民族，其残酷性多在对外的征服和杀戮，因为其崇尚种族；伊斯兰的残酷是宗教上的仇视和杀戮，十字军东征也属于此。当代西方文明可谓到达了文明的极限，但我们不要忘记两次大战和奥斯维辛。我非褒贬，而是提示黑暗残暴是人性的一部分，永在，所谓文明就是对之抵御和制约。这既是人类共同的危险，也是共同之责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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