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身体,血汗钱还能藏在哪里?


艺术创作高于现实是常态,如果反过来,现实的荒诞远胜于艺术创作,这样的现实就是病态的了--一个民工比电影《天下无贼》中傻根还要“傻根”几倍的遭遇,让我们感受了一下这种病态。

  舍不得掏邮费,这个叫刘强的川籍民工像傻根一样揣着血汗钱坐火车回家,把钱分别藏在内裤、袜筒等好几个地方,但火车十分拥挤,他时时小心着自己的口袋,生怕被人偷去,不敢睡觉也不敢吃饭,就这样过了两天两夜,由于长时间精神高度紧张,他神情恍惚,感觉车厢内的人都像小偷,在盯着他的血汗钱,精神几乎崩溃的他最终在极度恐惧中爬上了火车顶。在急驰的列车顶上,寒风呼啸而过,他几乎睁不开眼来,浑身冰凉,手臂麻木,想回到车厢里又回不去了(1月24日《东方今报》报道)。

  这个极端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了民工极端的不安全感。就像水总往低处流一样,社会中那些最不安全的东西,毒大米也罢,地沟油也罢,列车治安也罢,最终总会压到最弱势的人--比如农民工身上,在血汗钱安全到家之前,他们时时面临着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威胁,稍有不慎,血汗钱便带不回家。

  面对这些压力,很多时候,他们的抵抗武器只有自己的身体,血肉之躯是自己惟一的资本,也是惟一值得信赖的东西。所以,许多民工会选择随身揣着钱回家,钱贴近自己的身体才觉得安心;坐火车时,钱会藏在贴近自己身体最敏感的部位,方才觉得放心;当感受到其他威胁时,就会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血汗钱的完整--这便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体政治,这一切都表现在了农民工刘强身上。

  有人会说,刘强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压力的,他可以选择把钱通过邮局寄回家,如果感觉到小偷威胁的时候,可以向铁路警察求助--且慢,别忘了,他是一个农民工,他会很在乎那点儿邮费,而且,他的老家不一定会有邮局,那样取钱会很不方便;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工,仅仅感觉不安全就去求助,会被骂神经病的。以身体为资本是最原始最本能的自卫方式,现代文明的进步正在于对身体的解放,以许多工具替代了身体。可在我们这个有着巨大发展鸿沟的社会中,一些人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便捷与高效,另一些人不得不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中,一切只能依赖自己的身体,在陌生与恐惧中,他们也只能依赖自己的身体。

  随身揣钱回家只是农民工身体政治的一个表现。其实,身体政治表现在农民工生存的方方面面。他们没有知识,是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挣得血汗钱;他们生活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当无良老板拖欠他们的血汗钱时,他们爬上那高高的塔吊,也是用身体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身体政治的极端,是“匹夫之怒,伏尸二人,血溅五步”,比如阿星、王斌余等人的选择。面对种种现代性压力,法律、知识、警察之类武器,都属于现代文明,他们无能触摸无力把握,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用最原始的方式捍卫自己所得。

  除了自己的身体,血汗钱藏在哪里会更安全?我想,刘强在精神恍惚中爬上火车顶时,心中一定苦苦地想着这个问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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