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斯症”的来由是：1973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里闯进了两个武装劫匪，扫射、抢劫同时扣押六名妇女作人质。六天以后，她们被营救了。但是她们对营救她们的警察不信任，而对这两位劫匪非常有好感，认为他们保护了她们，她们不仅不控告他们，而且其中一人与一个劫匪订了婚，另一个人成立了基金会募款为两个劫匪法庭辩护。怎么一回事？社会公众认为这六个妇女一定得了病了，一种新的病症。于是就引发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一个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上的新学科。
“斯症”的理论认为“斯症”的发生必需有四个要素：第一，该人的生命受到绝对的威胁。第二，该人清楚并认定他已决无其他生路。第三，该人得不到外界任何信息，其思想及生活都在绝对控制之中。第四，该人在绝望中受到控制他的人的小恩小惠。
西方人自1973年开始研究“斯症”。如果他们对这种病症认真当一回事，就是说这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疾病，如同流感、高血压、帕金森症，需要好好研究的话，那么我建议他们应该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去。那里有太多、太丰富的案例可供他们作研究的。
依我看中国大陆患“斯症”的人数多得几乎无法统计。但是，很可能无法对一个个案例进行调查、诊断及治疗，因为好比蚤子多了不痒，少见多怪，多见不怪，人们也许根本不认为有“斯症”这种病。
但是从“斯症”的四个要素来看中国大陆社会的状态可以证明这类患者不仅有，而且人数众多。
第一，中国大陆是一个严厉控制的社会环境，新闻、文化、教育都由中共中宣部垄断。设法从其他途径取得资讯的人都被认为有罪，其罪名众多，例如“收听敌台”、“散布谣言”、“发表污蔑、攻击的言论及文章” 、“邪教”、“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第二，整个社会高度封闭，高度控制。不仅不能有任何非政府的结社和活动（一律被称之为反革命组织和活动），而且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资源百分之百地控制在政府手中，职业、工资、户口、房屋、教育、食物等等都依赖政府，没有别的生路。（近二十年情况正在剧烈变化之中）。
第三，虽然不是每个人的生命时刻受共产党的致命威胁，但是，在不停顿的政治运动及阶级斗争中，每个人的生命没有基本保障，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随时可能被宣告为“阶级敌人”或“坏份子”。更不用说被镇压、被劳改的这一范围内的人士。
第四，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中共政权确实在不同情况下用不同手段对人们施加小恩小惠。试举一例，几乎有整整二十年，每当过年过节时，各地政府就会给民众额外配发几两白糖，几斤猪肉，增加几两食用油，或每户可买两斤花生，或一斤鸡蛋。这些恩惠对于长期生活在月月靠粮票及定量食油、鸡蛋、肉、糖的人来说是多么地喜悦，多么感谢党和政府关怀人民的生活。浑身感受到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感受到毛主席及党的温暖。又有一回听说敬爱的周总理特别关心人民的文化生活，为此从国家特需的外汇中拨款进口了一批日本的彩电，尽管花的人民币如果折合外汇比在国外买还多，大家还是踊跃地去争一张彩电票。人们感激之心是如此真切。
从最近海内外没完没了地歌颂胡耀邦也可以看出“斯症”的蔓延程度。这些人中有的是与胡耀邦同志同道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的人，他们称颂耀邦理所当然，除了这些人，其他许多人恐怕就是患了“斯症”了。
七十年代末，当胡耀邦复出，被邓小平及共产党委以重任，官拜党的总书记时，他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对共产党来说可是功不可没，影响之深之远是历史上要记载的。一个人被人从地狱中拉上来时，会不感激伸手给他的人吗？即使那个人就是推他下去的人。并且不太会去问是谁把他和其他许多人推下去的，是不是还有人在被推下去。
请看林希翎，这样一个被钦定为右派中的“反革命份子”、桎梏十五年的人，去了法国得到了自由的生活，胡耀邦一招手，就满面春风衣锦荣归，对胡（党）的感恩是多么深切！
再看胡风，早在五十年代是共产党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反革命分子，他受到的批判、污辱、唾弃，几乎是来自全党，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他大牢坐穿，死后争得归葬八宝山那块专门埋葬共产党同志的墓地的荣誉，他死而瞑目，心安理得。
又如葛佩琦，1957年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出狱后，花了十年功夫查清并否定了他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经历，证明他是一个自始自终的正统的共产党员。葛佩琦山呼共产党万岁。
这些人都应该是刘宾雁笔下陈世忠式的“第二种忠诚”典型人物。
他们受到人间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虐待，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去拥抱那些羞辱、践踏他们的人（党）。人间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
他们是出于真诚的、花岗石般的信仰？还是得了严重的“斯症”？可能要请瑞典“斯症”专家来研究了。
我感谢瑞典人发现了这么一种可怕的病症，我们中国人如果能很好运用这门新学科，接受它、发展它，努力战胜和治愈众多的患“斯症”的国人，不是吾国吾民的福祉吗？请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作者为《观察》发行人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