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马卡宁以中篇小说《审讯桌》一举击败了其他几部大部头的长篇而夺魁。这部分量并不重的作品，究竟有什么魅力让评委们一致投票给它呢？这部小说就像是一幕布景极其简单的话剧－－在舞台的中央，除了一张铺着呢子、中央摆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单单靠着这张桌子，就足以让所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苏联人心惊胆战了－－这种摆设的桌子，通常是克格勃审讯所谓的“犯人”时候使用的桌子，谁被抓到这张桌子前面，谁就如同进入了地狱一般。这张桌子上虽然没有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但这张设置不乏温情的桌子本身就是一件最可怕的刑具。这张桌子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那个将大部分奉公守法的公民都当作敌人来监视、防范和迫害的时代，象征着那个信奉“契卡主义”和史达林主义的时代，象征着那个人权和人格尊严受到肆无忌惮的侮辱的时代。马卡宁从这张桌子开始写起，也就牢牢抓住了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的魂魄。换言之，那张桌子就是庞大的苏联帝国“稳定”的根源，不过这种“稳定”乃是牺牲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稳定，也就是一种“停滞的稳定”－－它只是适宜于少数已经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高级官员而已。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京卡在回忆录《摆脱克格勃》中指出，克格勃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它一直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曾试图强迫人们相信他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它把恐怖行为提高到国策的地步。”马卡宁的中篇小说《审讯桌》正是以高度浓缩的艺术表现手法，形象地揭示了旧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人性。
坐在被审讯者位置上的是一个无名的老年公民。他本来是一个如履薄冰地在极权制度下生活的老实人，这样的人物曾经多次出现在果戈里和契诃夫的作品之中－－在沙皇统治下，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是“谄媚的大多数”，是守财奴，是套中人，是谨谨慎慎的小公务员；但是，在史达林体制下，他们连沉默的权利都不能保有，而必须成为党的忠心耿耿的“螺丝钉”。这位老人和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一生中接受过无数次审讯，他最熟悉的家具，不是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的床，而是那张克格勃审讯室里的普普通通的桌子。一天晚上，老人接到了一个电话，命令他第二天清晨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的部门去接受审讯。老人虽然没有像比他更胆小的某些人那样立即就跳楼自尽，但也吓得夜不成眠。他回忆起了自己一生中曾经接受过的一百四十二次审讯，而明天的审讯将是第一百四十三次。
老人还回忆起了那些审问过他的人，那些人全都是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只有属于那个庞大部门的“番号”。但是，老人依稀记得其中一些人的特征，比如最凶狠的那个审讯员就是“有危险的年轻的狼”－－他可是《狼图腾》中所宣扬的生存守则的忠实实践者，“他随时随地都想咬人一口。他一点也不考虑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自己的油水而审时度势。因为他的抓捕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像本能似的，已经是他的本质。倘若你精疲力竭，倒了下来，你的随便什么就该被咬掉。”与“凶狠的狼”互相搭配着出现的，必然有一位仁慈的老人。他们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扮演红脸，一个扮演白脸，配合得天衣无缝，老人会这样对待被审讯者：“当他们把你鞭打够了，折磨够了，他会把你抱起，像抱着个孩子，表示心疼。他会表示怜悯。别人折磨你，侮辱你，而他却会抱起你，说：‘你太遭罪了，孩子。这是必要的，孩子。我没有别的法子……’”审讯者中还会有一个爱提问题的家伙，他微笑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问的大都是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比如你喜欢看足球吗，比如你的妻子的生日，比如你的孩子的家庭作业，然后再突然来将你的军。审讯者中还会有一个典型的“党员”，他是一副养尊处优、悠闲安宁的样子，有病的心脏藏在脂肪的褶皱之中，他会和蔼地对你说：“朋友，我可不是法官，我是党派来帮助你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思想历程，对，你的思想历程……”他的发言就像是在作政治报告。在审讯中出现过的，还会有一个永远都不苟言笑的书记员，有时偶尔还会出现一两位美丽或者不美丽的女性。总之，对于被审讯者来说，他们都像神一样高不可攀，因爲你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上。
明天的审讯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老人的心头。老人的精神崩溃了，他恍恍忽忽地走上街头，走向那栋熟悉的大楼。他骗过守门人，走进那个熟悉得不能在熟悉的房间－－“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只有一个想法，既不是作爲审问者，也不是作爲受审者坐在那里，而只是平等地坐坐，沉默无语，继续在半昏半暗中看着他们全体，并猜想谁是谁。”然后，老人打开灯，他在完全满足于桌子和椅子的摆法的同时，轻声地笑了起来。“我感受到一股非同寻常的冲动：心中充溢着各种感情，我的手掌已经放在桌子上，我仿佛在用手掌压挤呢子和桌子的表面，引起旧桌子的反抗。在某种激动中，我甚至轻轻地用拳头敲它……”以前，桌子是他的主人，现在他是桌子的主人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资格伸手去拿桌子上放着的长颈玻璃瓶，他可以来喝玻璃瓶中的水了。玻璃瓶放得很远，他努力去够它，就在他用力的那一瞬间，多年来饱受压榨和恐惧的心脏终于迸裂了……
主人公倒在了桌子上，桌子成了他在世界上最后一刻的朋友，成了他的一口棺材。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据说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对公众开放的克格勃档案馆中的一份短短的报告。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过那个时代的荒谬与黑暗，马卡宁所做的仅仅是像历史学家那样记录真实的时代而已。包括小说的主人公在内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有人，都已经被异化了，被桌子所异化了－－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桌子，尽管桌子代表着恐惧，但恐惧本身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巴京卡敏锐地指出，苏联社会存在的秘诀便是不断地制造恐惧气氛：“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这种从人民那里篡夺来的权力，是由不得人民作主的。不是由人民，而是由党来确定，谁是敌人，敌人是永远需要的。没有敌人的话，这种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这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契卡主义’，就是经常不断、不受任何限制地侦察和以暴力镇压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能纳入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那个僵硬的模式。特工机关的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完全融合，这就是‘契卡主义’。”可以说，短短的《审讯桌》与宏大的《古拉格群岛》一样，都是对“契卡主义”的血泪控诉。与索尔仁尼琴直截了当地谴责和批判不同，马卡宁以一种极其内敛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讲述了这个苦涩而冷峻的故事，从而凸现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冰山一角。
苏联的统治者们过于迷恋克格勃的力量，也就是“审讯桌”的价值，他们认爲可以利用“审讯桌”来实现长治久安，利用“审讯桌”来禁止老百姓思考和言说。著名的异议知识份子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中披露，长期担任克格勃头子、后来登基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曾经建议在地方和中央建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外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以勃列日涅夫爲首的政治局赞成此建议，一九六七年底克格勃就建立起一个新的部门－－第五局。麦氏分析说，虽然“思想颠覆”这个概念让人很难、或者根本无法下一个单一的定义，但是在苏联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存在“思想罪”。在苏联的法律文献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的说明文字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思想颠覆是指那些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或分裂革命运动、民主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有倾向性的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这是什么法律呢－－公然说“合法”的手段也可以定罪，只要你表达的观念跟“上面”不一样！对此，麦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论断与六十年代苏联社会的性质有密切关系。那个时期的苏联社会可以说是强制控制思想的专制社会，而不是民主社会。”正是这样的法律，让克格勃成爲苏联社会的“无冕之王”，让“审讯桌”成爲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象征物，让无数像小说中的无辜老人一样的公民背着“敌人”的罪名耻辱地死去。
然而，一个靠着“审讯桌”维持稳定的社会，一个将公民当作“敌人”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能长治久安的社会－－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时候，巴京卡发现：“苏共已经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不肯出来保卫它了”。因爲审讯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自己随时随地就被安排坐上了被审讯者的位置上。对于马卡宁和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再也没有了那无所不在的“审讯桌”，以及深夜让人心惊肉跳的敲门声，这就是俄罗斯社会最大的进步吧－－这样的进步怎么赞美都不过分。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日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