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师随访录之家乡行

高智晟律师自己驾车，在两位朋友的陪同下，十个小时后到达陕北。高智晟律师和他的大哥高智义在陕西榆林佳县葫芦镇小石板桥村自家窑洞里接受我采访。

婚礼民俗 *

1月26日高智晟律师参加了一位亲戚的婚礼后，接受了我的采访。

问：“现在还有警察跟踪您吗？”

答：“他们跟到河北的定兴，再就没有看到他们。”

问：“那您现在行动自由了？”

答：“盯我的人啊，秘密警察换成了我大哥他们，我被大哥他们一天盯着。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婚礼。”

问：“能详细讲讲您家乡的婚礼有哪些程序，是什么样的场面吗？”

答：“农家的婚礼，成群的三轮车、农家‘蹦蹦车’，确实有它的乡土气息。我们起得很早，我今天当了一次轿夫，开车去接的新娘。”

问：“您的汽车这回当了花轿啦！是谁结婚啊？”

答：“是我堂弟的小舅子结婚。我想带北京同来的朋友看看当地这些民俗，我们早早就起来去了。”

问：“正好您也给我们讲讲，我们也听听这些民俗。”

答：“印象最深的是，不知始于哪个年代，给你行贺礼回馈的礼物都是蒸的馒头。”

问：“现在在您的家乡，平时老百姓吃饭，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吃上馒头？”

答：“还不是普遍这样，还要掺些其它的面。但是现在吃饭，温饱没有问题。

我们一大早去了以后，程序就是新郎家一大早就大规模地蒸年糕、炸油糕、蒸出一锅一锅馒头。然后开始装点车，今天我的车算是最好的一辆。大概九点半左右我们从新郎家出发，赶到新娘家去接新娘。新娘有一个打扮的过程。然后，民间艺人，吹鼓手奏乐。 ”

问：“用什么乐器？”

答：“主要是唢呐、锣鼓、铜号等。”

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新人的新房里是什么样子？

答：“看到了。”

问：“新房里都有些什么陈设？”

答：“ 新房里摆放有缎子被面的大红大紫的被子，新娘家陪嫁的沙发、大箱子、大皮箱。有一台不是很新的电视机。新郎家里边‘大件’的就是一个石头砌的放粮食的仓，仓砌在窑洞里，这是农家祖祖辈辈忘不了的陈设。另外就是两个立柜，基本陈设就是这些。”

问：“现在的窑洞里连炕什么的都在一大间里，还是隔成几个部份？”

答：“就一大间。最里面是土炕，左侧部份是灶台、风箱、放水缸的地方，右侧就是放立柜的地方，靠着门的左侧就是放粮食的石头仓，上面放个电视机或是放皮箱。”

问：“现在您家乡电灯、自来水、电视、电话。。。这些普及的程度怎么样？”

答：“普及谈不上，电现在能普及，1996年以后基本上就全部通电了，虽然有些老人还舍不得用电灯，还要点煤油灯。大部份村庄还是挑水吃。我自己家里现在用上了自来水，是自己从水井里抽上来的。大部份中国便宜的、淘汰的电视都流向了农村，电视还是比较普遍的。”

问：“还有黑白电视吗？”

答：“很多。今天早晨我们还在看黑白电视。”

问：“一孔窑洞的大小有多大的差别？一般有多大？”

答：“基本上尺寸都一样，一般三十二平米左右。”

问：“青年人结婚肯定会有一孔窑洞？没有问题？”

答：“对。

今天我们拍了一些镜头，回来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

问：“婚礼都是很喜庆的，为什么沉重啊！”

答：“就是这些吹鼓手，民间艺人，他们非常苦。今天零下十六度（摄氏），艺人群体中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和女儿。他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大概有十五、六岁，但是这些孩子都没有上学，就跟着父亲敲锣打鼓，以此作为维系生存的手段。

今天我们去接亲的时候，新郎家里的窑洞非常冷，新娘家里的窑洞也非常冷。我们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就感觉非常难受。北京来的朋友说‘这怎么生活！’我说‘对咱们来说，这仅仅是一次几个小时的经历，但是对我的这些乡亲们来讲，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状态，每天的生活状态。”

问：“陕北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民歌，您和家乡的人比较喜欢哪一首？”

答：“我们老家人比较喜欢听《兰花花》或《三十里铺》，唱的就是这里人的苦。”

“ 袖筒里谈婚论价（嫁）”*

高智晟律师这次回到家乡，他和同行的朋友对当地男女青年订婚的时候收授“彩礼”的一些作法，很感慨。

高智晟律师说：“今天我们村还有一个人订婚，我们称其为‘袖筒里谈婚论价（嫁）’，就是在人的衣服袖筒里边，敲定婚姻的价格。先由父母来牵线，牵成以后，双方父母在中间媒人的袖口或者他们衣襟的半遮半露下伸指头，捏数字，来敲定（男方须付给女方彩礼的）价格。

我从内心，绝无侮辱我家乡同胞的心理因素，但是我们老家的骡马市场，牲口在交易过程中，全部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在袖筒里、衣襟下，用指头比划数字，讨价还价。

现在建立婚姻关系，农村女孩几乎是百分之百，都有一个被‘论价‘的过程。几乎所有的人都配合了这样的过程。”

问：“能更详细一点讲讲这个过程吗？”

答：“男方要向女方交钱。比如男方看上了哪个女孩，那就要打发媒人去说。说的时候，心照不宣的就是女方会提出要价，中间人就要和女方家人敲定钱数。”

问：“如果要钱的话，大概在什么样的额度之间？”

答：“可能城市人听来，不是个大的数字，但是对于我老家人的经济状况来讲，是很令人沉重的。最多的时候，我大哥讲，全部办下来有四、五万元，也有三万、两万的，一万的。

比方说，如果是女方看上男方这一家了，男方的家庭、地位、财富状况都是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女方找人去跟男方说，价格就要低一些。”

问：“会不会不给，有没有不给的？”

答：“不给，显得很不正常。”

问：“这三、四、五万不等的钱是给了女方呢，还是包括婚礼所有费用都在这个价钱里？”

答：“包括婚礼整个费用。”

问：“农民一年一家收入一般多少钱？”

答：“现在种地的一家一年收入两千元就不低了。”

问：“这样的话，娶一个媳妇如果光靠务农挣钱的话，不吃不喝也要十年以上才行？结婚费用与收入是这样的比例吗？”

答：“是这样的比例。许许多多家里有小伙子的人，大部份上了初中就再不敢上学了，赶快去打工挣钱，一年出去能挣几千块钱。”

问：“很大一部份要存下来娶媳妇用？”

答：“这都是最直接的目标了。”

问：“您回家的第二天就是农历的小年，您家乡有没有‘小年’的说法？”

答：“有。”

问：“您家乡老百姓从过‘小年’到迎接春节，这中间都作些什么，通常有什么习俗？”

答：“过‘小年’的时候，晚上放放炮，要给什么‘灶神爷’、‘土神爷’烧烧香。。。大致是这些习俗。过年的气氛，跟我们小时候记忆当中传统的过年气氛比，淡了许多，人们更多的是忙于生计。”

问：“您这次回到家乡，还有哪些比较突出的感受？”

答：“我们记事以来。。。可能我们曾祖父记事以来，都是用牲口耕地，今天我们农村仍然是用牲口来耕地。原来主要用驴，现在是牛多，没有机械。”

“跟我的人从秘密警察换成我大哥他们” *

高智晟律师说：“现在我被我大哥他们一天盯着，这些‘盯’是基于一种担心和亲情。算陪着我吧，不断的对我‘循循善诱’，不断用语言和我沟通。”

高智晟先生讲述了他离开北京后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从20日秘密警察和我脱离关系以后，21日开始，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和我保持了接触，每天打电话辱骂我。你无法想像的下流语言。我一接，劈头盖脸就骂，我赶快把电话递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说对方‘你们这样骂人是不对的，你们这样持续骂人不好，有什么事可以通过我们来沟通’对方说‘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作。那天，17日晚上，我们并没有想撞死他（高智晟），他错误理解我们要撞死他’。

还有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地的公安部门，对于我家里人，我哥哥、所有的亲戚，祖宗三代都进行了调查。村里一次聚会的时候，研究出一些过激的决定。农村里的宗族势力，家法势力是很厉害的，共产党这么多年也没把它灭绝。

他们向我哥哥和弟弟建议，回来以后先把我打一顿。找一孔空窑洞，用大锁把我锁上一段时间，不容许我再出来。他们普遍认为，我是在和共产党斗，共产党是什么坏事都敢干，为什么你高智晟不懂这一点？从亲情的角度，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受伤害,希望我不要太天真。

回来以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所有来找我的人，都变成了聪明人，我不管走到什么场所，都是一个被劝说者。是一个被教育者。”

问：“在这种情况下，您回家住三周的计划有没有变化？会不会提前离开？”

答：“不能有变化，因为我回来，还有守孝的意义，这个不能变化。”

高智晟律师此行回乡过年，也是为了纪念母亲，因为今年春节是他母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春节。

高智晟律师说：“尽管家里面（取暖）烧得暖暖和和，心里还是很凄凉。老是觉得天黑了，自己的母亲该回来了，家里的一切，都保持了我母亲在世时的原样。。。看到了觉得她可能是出去串门了。但是一想到她永远不能再进这个门，心里特别难受。

当地公安机关昨天晚上又向我们村的人调查，问我一行来了几个人，想做什么。。。我们村里的人对我和我大哥讲‘你们一定要注意’，他们有这样的意思，只要上边暗示一下，他们要‘作掉’我们是非常容易的。

他们还举了个例子，说前几年一个记者到这儿来调查当地的腐败，他们把那记者关了四十多天，警察尿尿水让他喝，给他强行灌，这个地方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所有跟我谈话的人都是明白人，所有跟我谈话的人都认为我糊涂，反复强调‘你做的事是正义的，我们心里都明白，但是作为亲人，担心你有生命危险。”

问：“这些来谈话的人是什么身份？和您是什么关系？”

答：“亲人、自己人、村里比较有威望的一些人。。。今天又在具体商量要不要把我关起来。我们村里的

‘首富‘建议，找一孔空窑洞把我关起来，每天送上两顿饭，把我的手机没收，饭让我吃饱。。。”

问：“他们要把您关起来是什么意思？”

答：“他们的意思是，哪怕把我致残，也比共产党要了我的命强啊。我开玩笑说，突然感觉到比在北京都危险了！哈哈，这些人每天都当着我的面来研究如何对付我！如果要做，还要找人在网上发表消息说‘高智晟下决心不再跟外界联系，要在老家种上两亩地，你们谁也不要再跟我们联系。”

问：“他们要关您，会关多长时间？”

答：“时间…（说是）‘看你的态度了！’

问：“您来之前，有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答：“没有想到。没想到公安部门把我祖宗三代都进行了调查，在当地能够营造一种很恐怖的氛围。凡是共产党这样来调查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他们感觉到已经是很危险了。不仅仅是对你一个人危险，而且要殃及很多人失去平安。所以他们更多的也对自身危险有所考虑。”

问：“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您和外界的联系中断，您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吗？”

答：“我哥哥、弟弟都是很善良的人。我跟我哥他们也讲‘任何人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改造我，绝对会失败。会使我的危险来得更早。’”

问：“您认为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话，这是他们的本意，还是也有官方的人士给他们出了这样的主意？”

答：“我认为是他们的本意。”

问：“您对自己行为所作的解释，对他们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听了您的话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

答：“他们倒是很彻底，就是说‘完全知道你做得对的，但是我们作为亲人，不愿意看到你的牺牲。’”

独家采访高智晟的大哥高智义 *

当我再次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他的大哥，一直在家乡务农的高智义先生。

高智义：“我是他大哥。”

主持人：“您好！”

高智义：“您好！”

问：“您能讲讲您眼中的这个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吗？”

答：“我是个农民，种地的，什么也不懂。”

问：“这次高律师回家，您心情怎么样？”

答：“当然高兴，兄弟回家了嘛！”

问：“您家里兄弟几个？姊妹几个？”

答：“弟兄四个，姊妹两个（母亲还领养了一个女儿，所以有时他们兄妹也说家里三姐妹）。”

问：“现在有几人还在村里居住？”

答：“我和我们老四两个。老二到外边了，两姊妹嫁到外边了，老三到外边吃公家饭去了。”

问：“您是说，兄妹中只有老三高智晟到外边‘吃公家饭去了？’”

答：“对。”

问：“您能讲讲记忆中高律师小时候的情况吗？”

答：“唉呀，小时候生活很困难，但他本身从小就聪明伶俐。”

问：“高智晟和你们兄妹关系好不好？”

答：“肯定好。”

问：“现在有朋友陪他回去，村里有些人给他帮忙出些主意，大家都出些什么主意呢？”

答：“叫他不要外边胡闹，不要和共产党唱‘对台戏。’”

问：“他到底作些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作的是坏事还是好事？”

答：“那看怎么说了，从根本上说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是接受不了那样的事，怕不安全了嘛！亲弟兄能不担心吗？”

问：“那您怎么劝他？”

答：“你使自己都不自由了，你不是胡闹去了？”

问：“家里人都是这么劝他吗？”

答：“肯定想法都是一样的。”

问：“和您想法不一样的有吗？”

答：“没有。都是一致的。我们打算关他，不叫他走了。”

问：“你们会这么做吗？”

答：“我们已经都做了，都开始就地实施，不叫他走了，要老命也不叫他走了。

问：“多长时间不让他走啊？”

答：“现在村里他可以转，就是不叫他去其它地方了。”

问：“村子里的干部怎么说呢？”

答：“村子里没有干部，村里都是些老农民。”

问：“你们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压力？”

答：“反正我们总感觉不踏实。公安局都调查我们了，我们还去找事？过了春节不叫他去了！”

问：“你们这样会不会使他有些工作没有办法做了呢？”

答：“我顾不了。”

问：“不让他走的决定是多少人作出来的？”

答：“唉呀，不少人，我们一大家子，尤其我们弟兄。”

问：“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人找你们谈话？”

答：“公安局查我们的户口，查祖宗三代。电话可以通，人我们不让他走了。”

问：“你们对和他随行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呢？”

答：“当然以礼相待嘛！人家到咱门上来是客嘛，咱们不能怠慢人家。”

问：“你们这个春节怎么过？高律师回来了，你们有什么安排？”

答：“回来过春节，一家人都和和气气就行了。”

问：“您的母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答：“2005年正月二十六，马上就一年了。”

问：“您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怎么教育你们兄妹？”

答：“她是我们很好的母亲。我父亲去世早，那时生活困难。母亲真是受尽人间的苦，把我们几兄妹抚养大。她老人家去世，我们一家人确实很难接受。”

问：“您自己读了几年书？”

答：“我没唸书。”

问：“您母亲怎么教育你们作什么样的人？您有什么印象？”

答：“我母亲是非常善良的人，也没文化。和她接触的人都说她是大好人，说她是‘菩萨心肠’。”

问：“他们为什么说母亲是菩萨心肠？”

答：“主持公道，不沾别人的便宜，对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吃亏，所以后代对她很尊重的。”

问：“这次高律师回来，你们跟他谈话、劝他，他自己怎么表示？”

答：“他不发言，没有个交代。”

问：“你们怎么劝他？”

答：“劝他好好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要和共产党唱‘对台戏。’”

问：“你们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吗？”

答：“我不知道。共产党够黑了，什么事也做下了。”

问：“是谁告诉你们高智晟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呢？”

答：“公安局没找我们，找了我们村的人，我们总该知道些情况吧。找我本人倒没有谈，侧面调查。”

问：“那又是谁跟您讲的呢？”

答：“侧面调查谁，谁跟我们讲的。”

高智晟回应*

高智晟律师面对他大哥的这种态度，又是怎么做，怎么想的呢？

他说：“我在持续地进行着影响他们（执行）这种决定的工作。我大哥、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同一般。当然，他们表达了他们的决心，但是他们不会强制去做，不可能做成。

问：“您这次家乡行，还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答：“还有感触最深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人，有许许多多对中共抱有幻想，认为中共以后会变好。我们有时候说它做事有多凶残，很多人还觉得好像我们故意夸大了事实一样。

但是，我的老家，这里的人民，他们对中共这种邪恶本质的认识，都是一落到底，绝没有拖泥带水对它还抱有任何幻想。他们现在所有的人劝我不要做，不要去冒这个风险，说‘你之所以敢和它斗，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它是什么坏事都敢做得出来。我们认识得比你都清楚。

比方说这么多年来它的计划生育如何做？它来牵你的牲口，农家人的命根子；撬你的门窗砸你的锅，砸你的缸，抢你的粮食；把你炕上的石板都翻起来，让你睡觉的铺都没有。。。’它自己用这样的过程彻底地教育了人民。我老家的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认识上没有死角。

这里，有一个和我们绝对共同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人们对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期盼。

太太耿和新疆家乡行*

问：“您的太太和女儿没有来到这里和您一起过年？”

答：“没有。她们到乌鲁木齐。”

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带者女儿在娘家过年。农历除夕前夜，回顾刚刚过去的2005年，现在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耿和女士说：“2005年结束了，这一年我觉得让人挺惊心动魄的。我不知道2006年会怎么发展。

现在，我在我妈这儿，我也不工作了，听不到真实的一些消息，我现在感觉2006年高律师的工作可能还会艰难一些，可能担子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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