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县城扛石头活每天干12小时以上，工钱才1元，多经斟酌后，我和弟弟决定外出打工。1981春节刚过完，我和四弟告别了不断地擦着眼泪的母亲，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走西口”生涯。
我无法揣度第一次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的心态，但我却可以肯定，当我和弟弟背着铺盖卷首次行走在延安这样的“大城市”街头时，我们当时的茫然失措及心中的恐慌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在延安干一天扛石头的活工钱也只有每天1.2元，且风传即便如此工钱还常讨不到手，我们最终来到距延安200公里的黄陵县，开始了我们为期6个月的伐木和3个月的修路生涯。冒着生命的危险，熬过了九个月的非人般的劳动，丧尽天良的工头坑害了我们，未付我们一分钱就突然消失的踪影全无，兄弟俩绝望的相拥着号啕大哭，当时的凄惨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当干了一天活的我们回到每日吃饭、睡觉的地方时，发现工头及给工人做饭的工头的亲戚都不知何往，当大伙弄明白工头已逃走时，许多人都嚎啕大哭，四弟则是双脚蹦跳着大哭，我担心他出事，就走过去抱住了他，九个月牲口般的劳作生涯在一片嚎啕声中画上了句号。
历经九个月炼狱般的劳作后，身无分文的兄弟俩咬牙决定下煤窑挖煤，据此又开始了历时几个月的惊心动魄的拉煤生涯。
“下窑难，下窑难，十人下窑九不还”。这是在当地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形容挖煤工悲惨命运的顺口溜。下窑挖煤非系被迫无奈者，既为穷途末路者。我们选择了一家每拉一顿煤可挣一元钱的煤窑。第一次下煤窑，我们每个人头上戴了一盏矿灯，由腰上挂着一块干电池提供电源，到了井下时，井下黑漆漆一片，只靠头上的灯照明，井下人员相遇时，几米之外只能看到灯而不能看到人。第一天下井，兄弟俩一直忐忑不安，几天后，我们开始适应井下环境，因为离家九个月还未挣到一分钱。已适应了井下劳作的兄弟俩争分夺秒拼命拉煤、采煤作业面处距离竖井转煤点约一公里，但却不是直线行进，到采煤作业面时，必须由我们自己拿锹装车，一车煤装满的时间大约需要二十几分钟，一车煤约800公斤左右，人工拉这样一车煤还是很吃力的。我当时在井下有两怕，可谓时时提心吊胆。一是怕发生塌方事故打死或打伤弟弟（我当时的确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被打死或打伤），二是怕有人欺负弟弟！因为以前曾发生过别人欺负暴打弟弟的事。在黑暗的坑道里，每每听到大声的呵斥声时，我就不由得心狂跳不止，停下脚步仔细听是不是在喝斥我的弟弟，当时几乎成了我心理上一种条件反射。当地的拉煤工很是霸道，他们的工钱每月都能尽数拿到手，而我和弟弟的工钱被工头百般推诿一分钱不给，只说保证将来一分也不少。有了钱的当地人买了骡子拉煤，有人行在他们前面稍微慢一点，就会被他们破口大骂，每次骂我弟弟时，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恐他们动手打弟弟，事实上他们也只是骂人，没有动手打过人，但我就是难以控制我的担心。弟弟当时14岁，却比我能干得多，我每天拉出的煤从未超过9吨，而弟弟一天拉出的量从未低于12吨，最多时一天拉出了17吨。虽然异常的劳累，但那个时期，我和弟弟每天处在极度的精神亢奋中。我们住在一孔没有门窗的废弃窑洞里，我们将每天产量的数字记写在窑洞的墙面上，几个月下来，整个墙面上都写满了只有我们兄弟俩才能弄懂的数字，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标志着我们能交给母亲很多很多的钱，每想至此，兄弟俩都高兴的热泪满面，可后来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收获也仅止于把这些数字写在墙上。六个月后，每天怕着的事终于突然变成了现实，煤窑塌方砸伤了弟弟的腿，当时的场景可谓悲壮，弟弟惨叫着，由于塌方，本就黑暗的坑道，塌方处更是漆黑一片，担心继续塌方的危险，其他人都惊恐地跑离危险区，听到弟弟痛苦的惨叫声，我突然一扫心中恐惧，扑过去，在尘烟中寻找弟弟，谢天谢地，我迅速找到弟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将弟弟背离危险区将他放下，当时的头脑反倒异常的清醒，我发疯般跑到平时集中吃饭的地方，那里有人们吃饭坐过的旧报纸，捡了几张报纸后我狂跑回弟弟跟前，平时感到是凶神恶煞般的当地拉煤工也都来围着躺在地上的弟弟，我将一叠报纸烧成灰后一把按在弟弟的伤口上，后将弟弟背出煤窑。
世事的艰难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而我们承受这种艰难的耐力也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像。弟弟被我背出井口后，老板没容得我将背上的弟弟放下即将赶离了矿区，并说由于我们的饭量太大，我俩拉煤的工钱还不足弥补我们的伙食费。我们和骡子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干了六个多月后，不但未获分文，反而变成了弟弟要在我的背上生活的悲惨处境，据此开始了我为当地农民干活换饼干、开水以救度弟弟生命的后续悲惨境遇。
虔诚感谢上神佑护，我们兄弟俩没有成了“十人下窑九不还”者，我们得以被保全的生命是我们今天人生价值的全部基础。我死里逃生的四弟在我家乡的厚德、助人及善良获得了几近圣人般的美誉，我自己也常以感恩之心度世行事，生命不息，感恩不止。
2003年11月份，由于黄陵县电厂涉案委托我来代理，我得以在22年后来到我原打工的村庄－黄陵县电头镇车村，后到安老板所在村探访！安家老大已故去数年，亡故时也就五十多岁。安家当时在当地盛极一时，安老大、安老二是我们的老板，安老二是个罗锅，多年后再次相遇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我喊了一声：“安二老板（当年既如是）”时，他神情木呐地打量着我，口气出奇平缓地：“噢，你认识我？你是谁？好多年没有人这样叫过我啦。”他老婆疑惑地问道：“你是镇上的干部吧？你找老安什么事？”我很平静地讲述了当年兄弟俩拉煤及被他们赶走的过程，安依然神情木呐，只是转过身去低头道：“你不能乱说，没有这样的事，你记错人了。”我告诉他，一、我不是来要钱的。二、二十多年后，纵使杀父之仇也成了一种回忆，我说出了他的、他的老婆及他的两个儿子的全名，并提出由我带路回他们的家。当我径直走到他家并指出当年做饭及工人睡觉的处所时，他竟“嘿，嘿，”地笑了出来，走过来在我肩上轻轻地拍了拍道：“孩子，人算不如天算”。经聊天得知，他在1982年时的存款已达30余万元，比我的年龄小一岁的儿子当年年底就结了婚，因生的孩子患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几年治疗花尽了他的几十万积蓄，他说，它此后彻底想通啦，再未去包工，混一天算一天，他告诉我：“顺其自然吧，人算计的再精也没有用啊”。
2006年元月30日于陕北母亲窑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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