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惧外心理使很多其他美国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雅虎公司显得更急于讨好中共政权。所有中国大陆网路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是所有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她的下属会及时删除网路上任何不合政府口味的言论。但雅虎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如果你在讨论中间打出的文字是：“我们应该在全中国举行多党派选举！”其他人不会对你的话做出任何反应。虽然你可以看到自己发送的话，但仅仅显示在你的萤幕上而已，见证这一言论罪的只有你和雅虎大妈。在对其进行拦截并阻止发送后，雅虎大妈会热心地给你发来一封友好邮件，建议你言辞谨慎。这种审查制度居然还带有新时代维护自尊的特点。
该雅虎公司前代表还承认，在中国雅虎上搜索“台湾独立”不会有显示结果，因为雅虎对特定的关键字设定了搜索限制，比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搜寻著名异议分子网站“大参考”时，你会受到一击，中共政权的一个网站会出现在面前，把前者抹得干干净净。）雅虎公司怎么会采取这样的规定呢？这位前代表解释：“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办法，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监督，保证我们必须符合要求。这样做是为了不受到他们的指责。”依这个逻辑，当雅虎拒绝美国之音提出的购买广告空间时，其缘由一定是为了保持网路功能畅通无阻。对如此这般的审查制度，他是这样辩护的：“尊重当地的管理至关重要，我们不创造资讯内容，只是个媒介，一个有选择的媒介而已。”
但这却是一个重要媒体。中共政权利用它发起针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宣传攻势。当然，互联网在中国大陆被承诺是自由的而不是有所选择的。这位前代表面对这种结局露出厌倦的表情：“你要有所调整，对网上言论进行的镇压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正常的。”
但是，所谓的“正常”在中国大陆也会因为受到压力而扭曲。早在一九九九年，外国商人就意识到中国大陆对互联网实施了监控。国家安全部门几乎可以获取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正常联系邮件，但是他们能查核这些资料，读懂这些邮件吗？我们那时想，或许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那时工资支票照样签，商业计划照旧制定分发，投机资本依旧流入北京矽谷寻找极具诱惑力的高科技公司，都信心十足地认为加密动作保证了重要的金融交易安全无恙。
但是，他们的信心随着警告信号的出现开始削弱：中共政权对微软公司公开丑化，指出微软公司在其产品中留有后门，可以“窥视”中国大陆金融交易的情况（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有关资料），解放军计划在中国大陆推广另一作业系统“红旗”（LINUX），取代微软公司的视窗。这一切都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共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抛出一个针对外国公司的新规定：交出内部的原始码、加密钥匙，将所使用的电脑注册，并提供所有使用加密功能（这等于包括了所有常用的商务软体）的员工的护照影印件；笔记型电脑要到政府指定的维修站进行维修（估计要把电脑里面的内容下载，供国家安全机构查看）；公司内部的员工调动，从一台电脑换到另一台电脑也要备案；掌上电脑和行动电话在入境时必须如同传染性疾病一样进行申报。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这次人们恐慌了。有三家机构开始着手应对这起事件，它们是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国电子商务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一家西方科技公司在北京建立的游说团体）。美中贸易委员会与中国的部委之间有着非常牢靠的关系，因此又开始了常用的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是，鉴于中共政权显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密码使用问题的坚定决心，没有人真正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应对；甚至连美国大使馆也感到相当的茫然。
在美国商会的每周例会上，使馆商务处承诺会有援兵到来：商务部长威廉．达勒（William Daley）将于一至两个月内到访中国，他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使馆商务代表希望美国公司能进行一些牵制性的活动，并利用卡拉OK、三温暖等机会，藉机向中国大陆的商业伙伴提及密码问题上的新规则，并拜托他们把我们的关注反映到中共领导层。
出于维护切身利益，我找了一位原先在电视公司结识的美裔华人朋友，他是我原来老板魏女士的丈夫，大概是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他的办公室挂满了他与朱镕基、李鹏等大人物的合影。这样的办公室在北京很常见，但我知道这位高干子弟货真价实。江泽民对他父亲非常重视，在美国进行访问期间曾到他们位于新泽西州的家里喝茶。依据中国的约定俗成，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与中央领导层的直线关系，即使不是与江泽民本人也无妨。此外，他执着地推动互联网的发展－－相信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为中国大陆创造出奇迹。
但是他不属于那类喜欢泡卡拉OK、酒吧或洗三温暖的人。因此，经过一番关于中共互联网最新统计用户数的简短交谈后，我开始切入正题：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坚持原先的立场，那么美国商界和大量的西方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出，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中共领导人爲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他的脸上转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表情，看得出来非常得意。他说，他将对此事做些了解，然后再与我联系。
我不是反应过度，中共领导人这回赌得大了点儿，可能失去一切。与各大企业代表参加完在丽晶酒店举行的策略会议后，我邀请微软公司的法律顾问刘凤鸣一起喝咖啡。他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中国微软公司的前任中国籍副总经理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她在书中揭露微软公司参与了美国反华政策以及对中国大陆实施帝国主义图谋的事情，致使微软公司成为中国大陆媒体的众矢之的。所以，我猜测身为美裔华人的刘凤鸣之所以被微软聘为法律顾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背景。
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北京，这是常用的方法，可以与中国人较为顺利地进行谈判。刘看起来是微软公司的装饰品，但同时也是我在北京所熟悉的商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策略会议会上，他根据现场的气氛，以轻松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微软公司的立场，使人不至于对微软公司的目标产生误解。
当我们在咖啡屋里时，我能感觉到表面的平静正掩盖着内心深处异常的愤怒。服务生走开后，这位微软公司法律顾问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交出我们的原始码？我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规定都是冲着我们公司来的。微软公司绝不会容忍这一切的！”刘凤鸣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满了愤怒，眼球似乎就要冲破金丝眼镜的羁绊。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不做出让步，那么微软公司将撤出中国大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布微软视窗2000作业系统；一切都将取消，永远取消。
透露这种重要资讯非经过深思熟虑不可。微软操控着中国大陆市场，没有了微软的产品，中国大陆的商业将面临沉重打击。同时，这等于投了一张举足轻重的不信任票，其他企业也可能撤出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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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 - 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作者,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士、国际关系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90年代曾任“美国之声”电视网络的首席调查 员，现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他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荣获2004年纽约《太阳报》纪实作品年度奖、亚洲公司 2004季度读书奖、富士比读书俱乐部2004年推荐作品，其中译本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度华语作品的“天安门精神奖”和“万人杰文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