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
一个决定
居然失去知觉了！瘫在沙发上，不知道多久才回过神来。仿佛在黑暗的冰窖里。忽而很冷，忽而很躁热。
佛祖啊！你既然赐予了我思考的能力、精神的力量，何必又给我一个麻烦的肉体？何必又给我一颗时时流血的心？请你收回这幅臭皮囊吧！
决定从此刻起，除了白开水，什么东西都不吃不喝。绝食，直到胡佳回来那一刻。我要体验他忍受的痛苦，然后更理解他，然后更爱他。
电话线拔了，不接电话。
我累了。
2月25日
所有的人都说他一定会平安回来，平安的意思，是"活着"吗？还是没有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害？
胡妻金燕日记
胡佳失踪第八天－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能等待，等待我爱的人回家。
胡佳妻子
2006年1月9日-22日，胡佳被软禁；
2006年2月9日，胡佳被软禁一天；
2006年2月11日开始，胡佳被软禁；
2006年2 月16日早晨9:00-10:00之间，胡佳失踪。失踪时，没有带走每日必须服用的药物和维生素，没有带走换洗衣服；
2006年2月21日，胡佳家属分别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北京朝阳区六里屯）和失踪地派出所（北京通州区中仓派出所）报案人口失踪，六里屯派出所未受理报案；
胡佳从16日早晨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人、部门通知家属关于胡佳的任何信息。
胡佳是谁？
胡佳是1973年出生在北京一个20年右派家庭的安徽芜湖人，户口登记时使用的是"胡嘉"两个字。胡佳是一对70岁老夫妇的儿子，同时他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胡佳是一个佛教徒，还是一个16年坚持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胡佳是一个从1996年开始从事环保工作的环保人士；
胡佳是一个从2001年开始从事艾滋病工作的积极分子；
胡佳是一个关注并维护艾滋病感染者、拆迁者、上访者、六四伤残者等弱势边缘人群的权利的行动者；
胡佳是一个勇于说真话的人；
胡佳是一个保护不了自己的瘦小的北京市民。
胡佳失踪第八天 2月23日
胡佳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妈妈(mother-in-law)和我重复说着各种可能和方法，要找到胡佳。说到：“我就是怕他们打他。”妈妈的声音低下来了。
早上到了办公室，朋友从MSN发来消息说：“至 2006年 2月 23日，陈光诚已经被软禁 181天。”同时还提到陈光诚的同村三个村民也被抓、被暴力侵害。据说高律师的弟弟也无法参军了－－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是高律师的弟弟。难道21世纪的今天，也要株连、连坐吗？
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不知道下一不会发生什么，发生在谁的身上。谁有力量帮助这些一个个莫名其妙小是或者软禁在家的人们，谁能阻止暴力侵害的事件再发生？媒体？国际组织？有威望的人们？中央高层？国家主席？是我们自己，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位公民！
我似乎渐渐地从迷乱的情况下走出来了，我需要更冷静，更理智，是的。很多朋友，也有陌生人，发来 email，和我一起坚持下去，我感觉到了力量。
第七天 2月22日
今天天气很好，蓝色的天空非常美丽。今天安排了很多工作，无暇多想。
可是妈妈 (mother-in-law)非常着急，给北京市安全局打电话，对方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妈妈还是不甘心，又给国保徐队长打电话。徐队长说他在外地学习，不清楚此事，给手下办事的一个国保杨春滔打电话问了，他也不知道胡佳的去向，正在着急找胡佳呢！
谎言，还是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回想16日早晨发生的一切……
2006年2月16日，早上八点钟，按计划我和胡佳一起下楼，按以往的规律，国保的人会开着车，让我和胡佳坐在车里，同时除了司机，还会让另外2 -3名国保的人坐在车里一起”保卫“胡佳，按计划到了办公室或者其他地方（当天胡佳要去爱知行开会）后，无论胡佳去哪里，国保的人都会贴身跟随。可是16 日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国保当天值班的负责人杨春滔给我们电话说让我们等一等再下楼，因为上级还没有答复“批准”胡佳外出。我们在家里等，中间又几次给杨春滔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还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是否可以离家，所以继续等待。“早上九点钟，我非常着急，因为上班已经迟到，于是决定先离开家。离开家之前，我把家里的电卡交给胡佳，嘱咐他外出之前先到物业购买电，否则晚上我们家将停电。
我9点离开家去公司，国保的人开车跟我去北关，再从北关返回我家去“护送”胡佳，我家往返北关大概需要半个小时，车没有到家，他们不会让胡佳离开。妈妈告诉我，胡佳在我离开家以后，给她打电话告知我的情况。大概是9点46分，我给胡佳打电话要告诉他我已经到达公司，但是他的小灵通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人接，我以为他去物业了，没有放在心上。物业离家大概3分钟的路程，物业办公室在地下室，没有小灵通信号。
几分钟后，有朋友给我电话，问为什么联系不上胡佳。我觉得很奇怪，马上给胡佳的手机/小灵通以及家里的座机打电话，手机关机，小灵通被转接到家里，和家里的电话都是没有人接听。我马上给我的邻居打电话询问，邻居说我家楼下已经没有人了。（平时我家楼下有5个左右的人监控我们，围合出口有1-2个北京保安监控，小区出口增设了一个警点，具体几个人不清楚。）接着我马上给今天值班监控胡佳的国保杨春滔打电话，他含糊其词地说： ”我们在会场外面呢，他不是在会场里开会吗？“杨春滔指的会场是位于西四环附近的爱知行的会议。当时大概十点钟。我马上给爱知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告诉我，胡佳根本不在会场，当天也没有到会场，只是在15号到过爱知行会场。
骗子！爱知行在北京的西四环附近，而我们住在北京接近东六环的地方，距离大概40公里，无论是走长安街还是其它道路，红绿灯非常多，不堵车的话，开车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在国保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胡佳去哪里了呢？所以我给杨春滔电话时，他根本不可能已经到达爱知行的会场，而且15日胡佳仅仅是被允许到爱知行取资料，不允许到现场参加会议。
我回到家里，去物业办公室询问胡佳是否到物业购买电，物业说没有，从电脑里查询不到任何关于我们家今天买了电的信息，无奈之下，我作废了胡佳手中的电卡，重新购买电卡和电，保证家里不再停电。如果胡佳自由，他一定会事先买好了电再外出的。结论很明显。
16日傍晚我回到家里，来了三四个国保的人向我询问胡佳的去处，我当时非常生气：“胡佳一直被你们监控，你们倒问我人在哪里！我现在应该是向你们要人！“
如果胡佳离开家，他会通过电话或者短消息告诉我；如果他不方便告诉我具体的地点，他一定会告诉我“我很安全，你放心。”可是，七天了，胡佳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或者发送短消息；七天了，一个人在监视的状态下消失了，结果监视的国保在第七天还在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也在找他。”
有没有其他可能？有！那就是发生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我的父亲给我电话，问到胡佳的情况。我和胡佳结婚，我的父母一直觉得胡佳是好孩子，不知道关于胡佳的敏感的事情。是我主张不让我的公公婆婆 (father-in-law and mother-in-law)告诉我的父母的。因为他们在遥远的福建，如果他们知道胡佳失踪了，他们会怎样地伤心难过呢？我很镇静地告诉我的父亲，胡佳出差了，很快就会回来，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
晚上见了一位志愿者，本，他通过我们帮助了一名艾滋病家庭的9岁女孩，玉。玉的奶奶艾滋病去世，爷爷是艾滋病感染者，还是肝癌晚期，母亲是艾滋病感染者，父亲艾滋病已经发病，玉自己不幸也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我们的志愿者下乡回来告诉说，玉艾滋病发病，病得很严重。我把消息告诉了本，本非常难过，约了今天晚上见面。
我们谈了很多，本不能释怀：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小女孩，原本想着要帮助孩子读书健康长大，没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孩子要离开。
人生无常，我学佛不短，却仍然执着于人生诸相。每当我到乡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