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终于闭幕了。
果然是盛世的中央大会，会前就有不少响动。我的一些在国内的朋友，今年比往年更早得聆喜讯，离两会召开还早，他们就提前高升，获得了部长级或副部长级被保护的待遇，天天有警卫在楼下站岗，出外还有专车护送，无须自己掏钱乘出租。看来，称“胡温新政”格外关心弱势群体还真不假。谓予不信，请看对刘晓波、余杰、张祖桦….等这些“无业游民”的弱势者，以及胡佳、温海波、欧阳小戎、马文都、严正学、杨在新、蒋美丽、莫珠洁、王水珍、马亚莲这些形形色色的被送走保护或被看护在家的“弱势者”，关怀是何等无微不至，个个荣膺高等级别的警卫照顾，的确货真价实，可谓皇恩浩荡。
此外，还有好些网站，在上级关怀下，在两会前夕也获得了休长假的机会。它们不上班，领导不仅不怪罪，似乎还格外优容，显得由衷地高兴。
但是，居然也有不体悯上级关怀苦心的狂徒，在网上发出雷霆之怒：“年年开无实效的假两会，不仅不能广开言路，反而还带来自由网络关闭，这样有百害无一利的两会，百姓何必还要纳税任它浪费？！”
话是有点狂。不过细细想来，反复琢磨琢磨，应当说，话糙理不糙。试问，“两会”何物？它一召开，其前奏曲就是：封网、封家、赶人。即，关闭一些敏感网站，不许说三道四；增添“警卫”于一些敏感人士门前，限制出门走动；礼送另一些敏感人士出京“旅游”，熬过两会方返。
如此扰民之会，它不付我们钱，我们反而要替它“买单”，成何体统？
有人会说，毕竟他们是我们的代表嘛。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谁委托他们代表我了？通过什么程序授权给他们作为代表的？对此，衡南县人大常委会联络工委主任阳健倒是承认得相当坦率：“目前，我国尚未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根据工作需要，一些身处重要工作岗位的官员通常被安排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原来，代表们是党被安排出任的。与“我们”何干？
当局常常信誓旦旦，声称自己要与国际主流秩序“接轨”，国内外善意的人们也乐观其成。而据一些“与时俱进”的朋友说，中国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或下院与上院；总之，两会是可类比于其他国家的议会（parliament）或国会(congress)的。不过这样一来，喜欢较真的人，就往往要使这些朋友尴尬了。是的，大家都叫congress，不过，此congress非彼congress 也。套句中国老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举其荦荦大者：
从代表的产生看，两会代表是被安排的，而非（如其他国家那样是）选举产生的。
从权力功能上看，如前所述，很多两会代表系官员而兼议员，行政权与立法权混淆，执行者与监督者混淆。如何立法？如何监督？（上述那位阳健主任就告诉我们说：“某些官员代表是因其职务岗位而当选的，而不是因具体个人而当选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行政官员要被唤去国会聆听质询，常常被议员问得满头大汗，张口结舌。中国倒好，官员就是议员，完全可以取消质询这一主要功能了。或，那里存在的是“中国特色”的自我质询，自问自答。如此妙策，还有什么预算、政策、人事案不能批准？
从代表的素质看：有不少被安排的代表是各界明星花瓶，缺乏议政专业能力；且代表总体数量众多（近三千人，如何质询辩论？）。于是，大家主要被安排去学习领导报告，其发言则是学习的心得体会，永远不变的“三部曲”：1）肯定，2）结合实际说明，3）建议。
当然，更大的区别在于，在两会与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国共产党－－凌驾一切。连号称“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都得俯首听命，在它操控之下，逃不出如来佛（党）手心。这一中国特色，当然更是所有文明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了。
二、“物权法”、“天安门母亲”与制度困境
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喧嚣了多年的“与时俱进”，也并非纯为虚言。据说，为摆脱“橡皮图章”的名声，一些代表今年也在勉力表现，是故，本届中国两会提出的议案较往年多多。政协大会提了五千多和人大会议提了一千多件提案，颇为壮观，而且有些还确实关乎国计民生。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提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作家张贤亮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功民提出的安乐死合法化提案、代表迟夙生提出的娼妓合法化提案、吉林人大代表王维忠提出的新闻监督法提案、以及为保护中国农民工有代表提出修改劳工法、为终止刑讯逼供有代表提议对死刑的审讯过程进行录像等提案，如此等等。然而，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由于上述提案并非党组织预先安排提出，因此，其命运只能是走走过场，无疾而终。
人说，在缺乏言论自由社会的公开文本中，遗漏的句子往往比呈现的句子更能反映实质。信哉斯言。观察家注意到，在两会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无法曝光的提案。要看清会议的实质意义，与其去阅读已经公开的提案或故事，不如去研究胎死腹中的那些东西。在中国这类“黑箱国家”，被遮蔽者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是物权法草案，二是年年都有的天安门母亲对两会的上书。这些在公共媒体上被遮蔽被消声的东西，恐怕更反映中国的真实。
两会召开前，很早以来，在法学界、政界、商界就有消息称这次两会将通过一部酝酿制定了八年之久的《物权法草案》，以落实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保障的条文。然不久，北大左派教授巩献田突然出手，对该《物权法草案》提出了违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质疑。这顶“贴标签”的政治帽子居然一下子使一大批法学家噤若寒蝉，并使一部酝酿了八年的物权法草案置诸高阁，没能拿出来诉诸两会讨论审批。为什么中国民法学界居然被这样拙劣的一手就逼入了如此尴尬的境地，乃至那种戴帽子贴标签的论战方式，竟然还能得逞？这说明当下中国实际公共政策和它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巨大分裂已经无可掩饰，二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危如累卵，摇摇欲坠了。其实，作为法学教授。巩当然知道“违宪”必须是对宪法中的“禁止性条款”的违反。在中国宪法没有制定“不得立法”条款的情况下，竟然还拿“违宪”的帽子吓人，而且还吓住了人。这是很说明中国社会的问题的。
“巩献田现象”，彰显了在中国，共产意识形态仍保留有残余威慑力。一个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它所披的共产外皮，二者必定是要打架的；一部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宪法，同时又是一部写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条款的宪法，这两部“宪法”，最终也是必然冲突的。只要当局仍然保持共产党之称谓，则上述“两张皮”的难局，势将长期地困扰中国社会。像巩那样的一个红色老鼠就能搅坏一锅汤的局面。将反复再现。而共产幽灵，仍不时会降临到中国脑满肠肥的权贵富翁的清梦中，使他们午夜惊醒，难于安枕。
在另一方面，今年两会前夕，丁子霖等126位"天安门母亲又发表了“致十届四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公开信”。自从1995年以来，每年一度， “天安门母亲”都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合理赔偿，以及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如今，离她们首次提出这些要求和建议已经十一年了，她们年复一年向两会的提案，在中国的两会上在传媒上总是渺无踪影，永远是“隐身提案”。六四问题始终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与政府当局的对话也始终未能实现。但是，如此与中国国民权益切身相关的重大历史血案，如此在现代中国留下巨大阴影的政治伤痕，在中共控制下，年年两会竟然置若罔闻，这极其充分地证明了两会与国民意志无关的严峻事实，充分表明它作为中共橡皮图章的非法性，充分映证了两会和行政当局的所谓“以人为本”的虚伪性。若比较一下上世纪初的中国国会两院的状况，中国当代两会这一日益凸显的冷酷和伪善，其傀儡性和装饰性就更加赫然在目了。而上世纪初的中国的历史也表明，拖延和阻挡历史大案的调查和审理是必然付出巨大代价的。
三、从近百年前的国会两院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该年8月，著名宪政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先生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反袁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主张内阁制；期望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实现其责任内阁的主张。为扩大政治基础，宋修改并缓和了同盟会的激进主义，使国民党吸收了更多的政治盟友，以便实施“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果然，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上海，一路发表演讲，锋头甚劲；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宪政，竭尽全力。然而，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当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北上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于22日去世，时年仅32岁。宋既亡，全国朝野悲恸。上海司法当局着手审理，并发出传票，传唤嫌犯、时任总理的赵秉钧出庭，引出一场地方法院与中央政府的对抗。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另一位颇有声望和社会清誉的梁启超先生，则在袁世凯建议下，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于1913年5月29日改建为进步党，梁启超任进步党党魁，主张实行总统制。两套不同政见的主要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在国会进行着激烈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竞争。
后来，由于宋案未了，孙文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未几，革命失败。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梁启超的进步党开始抵制袁世凯的专制倾向。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意图公开化以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当时的言论环境，使他能够发表著名的反袁檄文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声动海内外，为袁氏的最后垮台敲响了丧钟。
对于民国初年那一段议会政治，有人常用于举证中国根本就不宜于民主宪政。而笔者看到的恰恰相反。当年的中国国会两院，洋溢着比当下中国的两会活跃千百倍的自由精神，进行着生气勃勃的政党政治的民主试验。无论在代表的选举方式、立法与行政权力功能的分殊，代表的素质，言论自由的程度，特别是没有如中共一样绝对凌驾于国会之上的“太上皇”，都大大强于今天两会。
我们没有根据以一次的成败来断言历史走向。一次失败并不必然证明二次、三次必然失败。况且，那次失败，一些偶然的原因（如宋教仁的被害）是占了相当大的分量的。对于今天一意孤行仍想继续维持专制的统治者，梁启超的讨袁檄文应是一副清醒剂吧：
“今大总统如若‘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希望大总统以前清之灭亡为借鉴，不要‘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近百年了，言犹在耳，北京当局宜深思之。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