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岩被捕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他是因《纽约时报》率先报道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而被捕的。中共官方指控赵岩泄漏了国家机密，但《纽约时报》否认赵岩是有关报道的消息来源，赵岩本人也否认对他的指控。
赵岩案显然大冤案，但按照中共当局的惯例，类似赵岩这样的案件，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放人，大都要留一个判定有罪的小尾巴。因为撤销指控意味着赵岩将无罪释放，也等于宣告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抓错了。所以，赵岩案的结果仅仅是极为罕见的特例，显然与《纽约时报》的显赫地位和美国政府格外重视高度相关。
作为朋友，我为赵岩和他的家人感到高兴，但愿赵岩马上结束牢狱之灾，与家人团聚，接受朋友庆祝。我也为此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高兴。莫律师代理过许多敏感的人权案件，但在中国的制度下，无论律师的辩护多么出色，大都只能是无功而返。而今天，莫律师终于可以看到自己为之辩护的一个政治犯将被无罪释放了！
然而，作为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我也高兴不起来。赵岩案的结果至多是人质外交的又一次出牌，是中共为营造党魁访美的良好气氛而惯用的外交手段之一，而丝毫无助于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善。正如冰点复刊并不意味着言论打压有所松动一样。君不见，冰点前脚复刊，爱琴海网站后脚被封。
恰恰相反，近年来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就在赵岩即将获释的前后，有更多的人因言获罪。2005年，就有师涛、郑贻春、许万平、张林等异见人士，被以“煽动颠覆罪”判重刑；原福州日报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被以“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名判刑三年，只因他同情和支持反腐书记黄金高。2006年，山东邹城市教师任自元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山东淄博市网络作家李健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毕节日报》社记者李元龙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还有近期内失踪了一个月的胡佳、欧阳小戎等人。
六四后，中共对西方的外交是金钱加人质，金钱外交能够奏效的，人质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钱不管用的，才会附加人质交易。最初，中共的人质外交是为了缓解六四后的巨大国际压力，是无奈之下的偶然行为，比如放方励之去美国。后来，中共当局从中尝到甜头，逐渐把人质交易作为党权外交的组成部分，捉放游戏也玩得日趋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王军涛于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短短五年，就有大陆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方觉、热娜亚等人，具有美籍身份的贝岭、李少民、高瞻等人，先后作为中美交易的人质筹码。
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大陆的监狱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而且，这种捉放游戏也是露骨的“等级歧视”，其中，政治犯的西方国籍和国际知名度是区分不同等级的两大要件。但由于抓的太多而放的太少，以至于，一些备受关注的著名人质至今仍在狱中（比如，杨建利、杨子立等）。而那些知名度低的人质，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善待。因为他们既没有国际知名度，更没有美国身份，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在狱中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反正国际社会也管不过来。
尽管，现在的中共在本质上仍然是反人权的独裁政权，但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伪善”的脸来。中共寡头们越来越具有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言谈举止之间，颇有点开明务实的风度，也决不再讳言人权、法治和民主，甚至还会承认中国的人权现状多有必须改善之处。所以，他们才会玩弄人质外交，国内的民间维权才有一定回旋空间。在此局势下，中国人权事业的成败，国际大势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以中国之大和人口之多，更以经济高增长和金钱外交对西方政客和资本家的诱惑力，如果中共当局得不到来自国内民间的足够压力，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就找不到有效的着力点，其作用也就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绑在一起，也无法真正推动大陆的人权进步。
反独裁、争人权的中国力量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支持，使国际压力的作用不限于促成几个著名政治犯的释放，而是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逐渐改变，民间维权运动就不仅要挺直道义脊梁、不畏风险，更要肩负起责任伦理、尽量降低风险，既不妄自菲薄，也绝不能轻视对手，力求维权运动每一次爆发都能带来官民之间的某种良性互动，并取得看得见的成效，哪怕每次取得的仅仅是有限的成果。而只有不畏风险的道义正确而没有实际效果的维权，无法使民间维权运动的逐渐成熟起来，也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唯有实际成果的一点一滴积累，才会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示范，带动更多的人投身民间维权；也才会让关心中国人权的国际力量看到中国内部的希望，使自由世界施加给中共当局的政治压力，变得更为理直气壮且更有实效。
2006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