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到广西调查人吃人事件，直接揭露共产党社会最可怕的一面，当局允许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郑义：很多事情是在一些缝隙之中做到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发展成为全面内斗，和老百姓对共产党压迫的反抗是有关系的。所以，共产党不愿意提文革的历史，直到今天，对文革的题材仍然加以限制。如果共产党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写这么一本书，他们肯定不会同意，一定会加以阻挠。
文革时广西屠杀人和吃人的事情闹得太大了，很多年以来，受害者一直在喊冤；而且一半以上的人都受到过迫害，广西的局势一直稳定不下来。胡耀邦主政后，就开始了对广西文革历史的一次复查。参与杀人和吃人的一方，或者受到刑事处分，或者从权力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我去调查的时候，刚好是“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运动刚刚结束，广西当时很多官员是通过“处遗”运动刚刚恢复了权力，他们对这段历史是非常愤恨的。另外，广西一些正直的官员和群众多年来也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给了我很多支持。
当时我没有跟当局说，我要写这段血腥的历史，来证明共产党统治的惨无人道。我对广西当局说，我想研究文革期间，这些残暴现象背后的心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别人看起来不是魔鬼的人，在那种群体疯狂中，会堕落到连野兽都不如的地步。这确实也是我要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广西人谈论文革杀人吃人的事情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所以我去调查这个事情，是碰上了比较有利的时机，这是一个大的形势。
但是具体到基层，还是有一些参与屠杀的人在掌权，所以也受到一些刁难和阻挠，包括威胁。比如，广西武宣县，也是吃人最多的县，那个县的县委对我基本上是采取围追堵截，处处刁难我，连一次车都不给我派，把我困在那儿。我完全是靠民间的力量，一些受害者长时间坚持揭发这种罪恶。
调查报告完全是真实的
记者：就是说，您这是调查报告，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
郑义：当然是调查报告，每句话都必须要有出处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我到基层时，有几方面的人，我都尽量要见的：
第一，是当地公检法方面的人。在他们的档案里，有犯罪的具体记录，这些档案是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尽可能采访当年受迫害者和揭露迫害的地方官员。文革不只是普通群众受迫害，共产党内部意见不一样的官员也受到了迫害。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有一定地位，说话也比较慎重，所以提供的材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第三，我还要去见当年杀人和吃人的凶手。他们有些人年纪很大了，也没有判刑，还在自己家里住着，我就跑到农村去见他们。还有一些关在监狱里，我就到监狱去访问他们。
第四，就是去见当年被屠杀或被吃掉的受害者的遗属，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因为他们是苦主。
出版十多年 无人敢说“不”
总之，只要是能够向我提供确凿、可信证据的人，我基本上都见了。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对我撒谎。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资料，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这是因为在共产党社会里，揭露共产党的罪恶，这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敢说半点不实之词。
我的关于广西人吃人的著作，如《红色纪念碑》，基本上是以这个调查为基础来写。这些书公开出版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说一个“不”字，包括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在民间，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你把这种事情写出来，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我说，这要丢是丢共产党的脸，丢凶手的脸，不是丢中国人的脸。比如，揭发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并不是说德国、日本就没有好人了，不是这个道理。
八九‘六四’大屠杀后，我对共产党彻底绝望，在逃亡途中完成了《红色纪念碑》这部著作。里面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和采访，我没有想到，我能写完，共产党还没抓住我。我当时想能写多少算多少，能自由写作一天我就写一天。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出来否定，这得益于当初向我提供证据的是真实的，我写的也是真实的，绝对不敢有任何想像和添加。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