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忽然波浪般分开，马蹄声中，一辆装饰华贵的大车穿过人群，驰向最前列，车上的将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人们把目光投向车上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全身青铜甲胄，左执黄金斧钺，右持白旄旗帜，显示出至为尊贵的身份。战车在正前方停下，又调过头去面对着整个军队。在霞光的映照下，男子举起旄旗，开始高声说话。在这空旷的原野上，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远来辛苦了，我西方的人们！各位国君、大臣、将领、军官、战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开始誓词了！”
随着一声齐整的呐喊，将士们举戈立矛，排齐盾牌，它们在晨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朝霞殷红如血，又如激荡的火焰，映照在一个个昨夜细雨形成的水洼中，把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渲染成一片鲜红。
这是公元前1046年初，朝歌城外的牧野。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即将开始。这就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却知道得最少的“牧野之战”。三千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神话的版本组成了无数重时间的帷幕，模糊了大战的原貌。只有到了近代，随着史学的进步和大量甲骨文、金文的出土，这场被各种假象所湮没的会战才渐渐轮廓清晰起来。
商周角力势消长
战争的根源要再追溯到几百年前。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由于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动，一场民族大迁徙像暴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各游牧民族纷纷从广袤的中部草原侵入到四周的农耕文明区，呈波纹状扩散开来，引起了一连串的改变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在希腊，多利安人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毁灭了正欣欣向荣的迈锡尼文明；在小亚细亚，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几支蛮族摧毁了赫梯帝国，进而骚扰埃及边境，并最终导致了埃及“新王国”的覆灭；在印度，雅利安人也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同一时期的东亚，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南下，占据了今天的陕西、山西北部，对当时正处于鼎盛期的商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在后来的华夏文献中，他们被称为“鬼方”，也就是后来匈奴人的祖先。
与后世儒家经典的理想描述不同，商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操汉藏语、突厥语、蒙古-通古斯语和南岛语的各种族、部落犬牙交错，时时流动，有的已经进入农耕文明，有的还是游牧民族。商朝是其中最开化和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商王自称受“上帝”之命统治世界，但直接统治范围其实只有都城附近方圆几百公里，称为“王畿”。此外是许多臣服于商的“方国”，他们对商王有纳贡和从征的义务，但是内政不受干涉。再以外，就是根本不承认或不知道商朝至高地位的“蛮夷”了，防范、消灭和征服他们是商代军事活动的主旋律。
鬼方的入侵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实力对比。商高宗武丁时期，商朝与鬼方多次激战，虽然一时击退了鬼方，却未能消灭其根本。此后直到商亡，鬼方仍不时出没骚扰，其他各蛮族也乘机作乱，长期战争中，商朝的实力逐渐削弱。面对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的威胁，商人后来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臣属的周国去征讨其他蛮族。结果养虎成患，反而使得周人实力壮大。
周人发迹后，自称是正牌的华夏贵胄，夏朝以后才不幸“没于戎狄”。不过，现代史学家多认为周人最初与周边羌、戎各族并无区别，同样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支。据考，他们本居于山西的汾河流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为首领时，受到鬼方的压迫，南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那里土地肥沃，周人遂改游牧为农耕，向商朝称臣纳贡，并仿效殷商文化，建立城郭，设置官制，成为一个新兴方国。
周人兼有华夏和戎狄的双面优势，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各派势力之间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壮大。古公父之子季历继任首领后，得到商王武乙的召见和赏赐，命他出师讨伐今陕西中北部的西落鬼戎(鬼方的一支)。季历出兵大获全胜，甚至捕获了对方的主要首领。此后十几年，季历又接连以王命的名义，征服和吞并了周围不少蛮族部落，因战功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诸侯之长)”。周国的势力急剧膨胀，甚至侵入到南方的江、汉一带。传说季历的兄弟太伯、仲雍“让位”给季历，自己“远窜荆蛮”，太伯还成了吴国的开国之君。不过据史学家考证，这个动人的故事不过为了掩饰周人在长江流域的殖民扩张而已。但周国的扩张还是引起了文丁的警觉，后来他将季历囚禁处死。
季历死后，世子姬昌继位，时约前1100年。 《竹书纪年》载，姬昌即位初年，为报父仇而出兵伐商，但商朝实力尚在，周国没讨到什么便宜。此后，姬昌不得不韬光隐曜，臣服于商，还从商朝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为妻，但却难以消除商朝的猜忌。商王帝辛(名纣，即后世所称的纣王)继位后，为翦除日渐强大的几个方国，罗织罪名杀了好几个诸侯国君，同时也将姬昌幽禁于里(今河南汤阴附近)长达七年。后来，周国卑躬屈膝，一再进贡美女珠宝，帝辛才赦免了姬昌。姬昌也很乖觉，一遇赦就主动割让洛西之地，以解除商朝对自己的疑忌。果然，帝辛“龙颜大悦”，封他为“西伯”，甚至赐给他弓矢斧钺(象征征伐权)，放他回国。
按说，帝辛既然猜忌姬昌，纵然开恩释放，又何至于给他征伐权然后放虎归山？这还得从帝辛本人说起。据 《史记·殷本纪》，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除去史官的有意贬损之辞，不难看到，这位商朝的末代君主其实是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性情刚烈而又过于自负的人物。据史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以及殷墟甲骨提供的线索，此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发动叛乱，成为对商朝的最主要威胁，帝辛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方，他认为西边的周国毕竟只是蕞尔小邦，没有颠覆大商的实力，但是仇隙既在，难保不乘机作乱。赋予姬昌征伐权并放他归国，不但暂时可以绥靖周国，而且能诱使他出兵讨伐诸邻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保证商朝后方的稳定。
此后帝辛致力于用兵东南，和东夷各部族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终于，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史称商朝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而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战争结束后不久，前1046年二月下旬，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帝辛忽然接到紧急军情：以周王姬发为首的西方诸国联军数万人已经进驻牧野，离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七十里地，而此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滞留在千里之外的东南战场！帝辛这才惊觉，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一场亡国大祸就在眼前了。
文武经营伐商计
与帝辛的勇武自负相比，姬昌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从史书的描述来看，他文质彬彬，谦逊小心而又深藏不露，若非如此，岂能安然脱困归国？这两个人颇似近代欧洲的查理十二和彼得大帝：一个专注于武功，虽称霸一时，终于身败名裂；一个致力于文治，最终翦灭强敌，建立了不朽的事业。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五十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吕尚(即后世传说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四伐，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 “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 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对此，帝辛并非完全没有警觉。 《左传》 载，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长治)举行军事演习，明显是针对日益扩张的周国而发。然而时机不巧，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边防空虚，文王出兵的时机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二者皆在周国的西北部，远离商朝中心地带。文王征伐它们，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文王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东向攻黎，前1052年，攻于阝(今河南沁阳)，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县)，三战皆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几个据点从北到南呈扇形将商的王畿包围起来，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据有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此后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脏－朝歌了。同年，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尚书》载，文王克黎后，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颇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来就有天命么)！”帝辛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不过，帝辛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主要是因为陷入东方战争的泥淖，无力在两线同时作战。他此时无疑已经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问题只是何时能腾出手来收拾对方。
正在这关系微妙的节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与其他诸侯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后来因此被称为“盟津(今河南孟县)”。 《史记》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什么“不期而会”，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次伐商的实质是东西方两大族系的斗争。
“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他出兵时，将文王的灵位摆在中军的战车上，自称“太子发”，说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主。在到达盟津后，周军与诸侯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其间祥瑞屡出，在渡黄河时，白鱼跃入武王舟中，据说象征商军落入武王之手，后来又有一道火焰化为赤鸟，飞到武王的营帐上鸣叫，又象征周德的昌盛。后来，不少诸侯都建议武王乘机一举灭商。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到灭商的时候。”于是各诸侯班师回国。
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着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都是在打“文王牌”。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奇袭牧野布阵急
一年后，商朝发生了激烈的内乱。帝辛杀了伯父比干，囚禁了另一个伯父箕子，另一些被牵连的贵族如微子等则审时度势，投奔了周国。武王无疑从来奔的殷商贵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机密情报。时机已经成熟，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同时通知去年在盟津的与盟诸侯一起出兵。
前1047年，文王受命十年年底，周师出兵前按惯例用甲骨占卜，本来只是走走仪式，不料结果居然大大不利，同时暴风骤雨忽然而至，更加动摇了周国君臣的信心。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吕尚一把抓起龟甲兽骨扔在地上，大喝道：“枯骨朽龟，知道什么天命！”在吕尚的坚持下，武王恢复了信心，出兵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伐商的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 《诗经·大明》中记述此事，称之为“燮伐(偷袭进攻)大商”，或“肆伐(快速进攻)大商”，和三千年后的“闪电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照这一计划，文王受命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周国无疑已经倾巢出动。
二月二十一日，周军渡过黄河到前年会盟的盟津与友军会师。第一批赶到的，有庸、蜀、羌、、微、卢、彭、濮八个方国，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总兵力达到五万人左右。从盟津到朝歌，是商王经常巡猎的区域，道路状况良好，因而此后几天，联军能够以每天近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比平常的速度要快一倍。二十六日，联军赶到朝歌城外的牧野。这里是通向朝歌的要道，同时也是商朝戍卫部队的驻扎地。联军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停下来开始布阵。从关中出发到兵临朝歌，总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一速度可说是惊人的。
人们或许会奇怪，为什么商朝没有“边防部队”前来阻拦，而让周军长驱直入到都城之下？其实上古国家由于人口稀少、技术低下，不可能沿边防守，也没有发达的情报系统，大都只能占领一些重要城市作为据点，周围有一些乡村，此外都是野兽出没的森林和荒野，在其中行军往往根本无人知晓。直到春秋时期，野地行军突袭别国腹地，甚至穿过几个国家远攻的战例也不胜枚举，更不用说殷周之际了。
二月二十六日夜，联军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后来冒雨完成了布阵。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军事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第二天拂晓，武王在众军面前进行誓师，即 《牧誓》，在开头，我们已经听到了开场白。接着，武王慷慨激昂地说：“俗话说，母鸡司晨，是家中的不幸。现在纣王只听信妇人之言，连祖宗的祭祀也废弃了。他不任用自己的王族兄弟，却让逃亡的奴隶担任要职，让他们去危害贵族，扰乱商国。今天，我姬发是执行上天的惩罚！……战士们，努力呀！”
顿时，周军将士们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然而，此时天已经大亮了，远方前来阻截的商军阵形也渐渐显出轮廓。本来斗志昂扬的将士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商军黑压压地，几乎要一直排到天边，一面面旗帜像森林一样一望无际。虽然不知道对方确切有多少人，但是瞎子也看得出来，要远远多过己方。联军将士刚刚鼓起的勇气又快要低落了。
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联军自己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去年，帝辛已经听说了周人因未得天命而从盟津退兵的消息，这更增强了他对天命在己的信心。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卷土重来，而且迅速兵临城下。站在帝辛的位置，目前可能的选择有三：一，坚守朝歌城，让敌军疲于坚城之下，等待四方勤王之师到来，内外夹击，发动反攻；二，弃城撤走，到东方去和自己的主力军会合，然后回师讨伐叛军；三，乘周军立足未稳，立即在城外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溃来犯之敌。
第三种选择当然最为诱人，然而难度也最大。朝歌城内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正锐。第一、二种选择虽然比较被动，但是却更具有可行性。然而自负的帝辛却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后世的一些军事史家因而批评此举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愚不可及。但是平心而论，帝辛的这一选择也有不得已之处：正如武王所指出的，目前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外部对东夷等部族的征服也并不稳定，如果朝歌的战事长期拖延下去，必然会导致其他严重的变乱，威胁自己的统治乃至生命。只有一举克敌，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维持下去。以帝辛暴烈勇武的个性，恐怕是宁愿赌一把的。
何况，帝辛还有一张不小的底牌：朝歌城内有大量奴隶和战俘，把他们武装起来，许以利害，在数量上仍然可以对敌军占有绝对优势。这一点足以抵消周军素质和装备上的优势。于是，帝辛迅速武装了一批奴隶和战俘，亲率少量禁卫部队押送，奔赴前方战场。据 《史记》，帝辛出动的总兵力有七十万人，无疑过于夸大，另一些文献记载是十七万，似较为合理。虽然牧野前线究竟有多少人仍然是一个谜，但商军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则无疑问。
《诗经·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商军的强大阵容，令联军出现了军心动摇。面对形势的微妙反转，武王高呼：“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为我而前进，“上帝”正在看着你呢，千万不要改变心意)！”重新鼓舞了士气。武王还宣称，如果不努力向前，就要施加严厉的刑罚。恩威并施下，联军的战鼓震天般擂了起来，战斗开始了。
我车既攻血漂杵
史籍对具体的战斗过程记载较简略。据《逸周书·克殷》，在这一役中，周军的战术是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乱，导致商军的崩溃。吕尚被后世奉为权谋兵法之祖，传说着有 《太公六韬》 ，这一战术或许就是他的手笔。 《大明》中赞道“牧野洋洋(广阔)，檀车煌煌(鲜明)，驷马原(四匹战马)彭彭(强壮)。维师尚父(即吕尚)，时维鹰扬。凉(辅佐)彼武王。”生动地描写出吕尚在战场上和武王相互配合，鹰扬飞击的精彩场面。史称吕尚其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从战场上的勇猛表现来看，真让人难以置信。
广阔平坦的牧野大地上，数十辆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的战车组成小小的一字阵形，快速逼近商军阵线。商军前排的弓弩手开始放箭，几匹战马悲嘶着倒在血泊中，几辆战车歪到了一边。但大部分的战车仍不为所动，如飞鹰扑击一般，冲向商军的旗帜之林中。商军弓弩手都是临时拉来的征夫，箭法本来不准，看到周军战车的疾速逼近，手都哆嗦了起来。片刻之后，就连周军胸口铠甲上的狰狞兽头都能够看见，商军更是斗志全无，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战车上的武士们开始放箭，战车本身在颠簸中前进，箭很难射准。但商军密密麻麻的人群使得瞄准都成为多余，每一箭下去就是一片惨叫哀嚎，魂飞魄散的商军士卒开始狼奔豕突，商军的阵线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此时，吕尚率领突击队冲入了商军之中，溅起一片血光，但很快被商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后方观战的武王不失时机，命令挥舞军旗，擂起战鼓，主力战车部队也开始了冲锋，像一片巨大的乌云一样从地平线上席卷而来。呐喊声响彻云霄。尚未卷入战斗的商军士兵们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前线被突破，联军的战车堪堪冲到面前，有几个机灵的回过神来，扭头就跑，旁边的人纷纷仿效。霎时间，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十余万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身后是大举追击的联军车阵。
商军以优势兵力而迅速崩溃，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士气低落。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联军武器上的重大优势：三百多乘(一说四千乘，似乎过多)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战车。而商军方面没有任何使用战车的记载。从商代的考古发掘来看，商朝的战车也不少，但当时多半都在东南战场上难以及时调回，只有少量华贵的 “戎路车”供帝辛等高级统帅乘坐。主要的战斗力是步兵，牧野上没有防御工事，只能靠步兵的阵列组成人墙抵挡快马重车的冲击，其效果大概不会比今天用血肉之躯去挡坦克好多少。何况商军大都是临时拉来的奴隶和战俘，大都没有受过相应的军事训练，杂凑在一起，也不能有效配合。结果可想而知。
在近身格斗中，联军也占有很大的优势。考古发现，商人的甲胄是由一整块皮革制成，裹甲者转动困难；而周人的甲胄是由三部分钉成，彼此可以转动，要灵活方便一些。而且，很多商军的步兵还根本没有甲胄，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更重要的是，周人使用了一种商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轻兵器－剑。实际上，牧野之战是见于中国史籍的，剑的第一次用于战争。
剑出现于殷末周初，是从西亚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的。 《克殷》载，在牧野之战取得胜利后，武王用“轻吕”击刺纣王的尸体，此“轻吕”古书释为“剑名”，实际上是突厥语kingrak的音译，“剑”本身就是这个词的另一种译法。这清楚地显示出剑的来源。周人出身戎狄，很容易掌握这种兵器，而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人当时还没有接触到它。比起商人以刺为主的短戈，双面开刃的剑既可以砍刺也可以削劈，杀伤力要高得多，而且当时的剑都是短剑，用于近身格斗十分灵便。牧野之战中，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更使骁勇的周人如虎添翼。剑光纵横之下，缺乏甲胄护体的商军徒兵自然是血肉横飞。流淌的鲜血像小溪一样汇入昨夜的雨水形成的水洼中，牧野大地一片血红，连死者手中所执的棍棒也漂浮在血水上，交织成一幕可怖的景象。七百多年后的孟子，读到这一幕后忍不住惊呼道：“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其实，“血流漂杵”主要是地上积水的效果，孟子没考虑到)
史载，联军进攻后，商军前方的步兵倒戈，反而攻打自己后方的军队。此事被后代儒家传为美谈，认为是武王的仁义感化了这些敌军，让他们主动阵前起义。然而今天看来，武王恐怕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事实应当是，帝辛既然强迫这些奴隶和战俘上战场，自然会在后方以亲信部队押送，防范他们反叛或逃跑。这些少量忠心的禁卫军，也是帝辛手中最后的底牌。然而前方的徒众在周军的强大冲击下慌不择路地往回跑，遭到了后方精兵的阻拦。好汉不敌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武士也阵脚不稳。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乱打一气。再加上身后联军的战车、甲士、步兵一层层的进攻，帝辛的最后一道阵线也守不住了，不得不快马加鞭，逃离战场(这一情况和淝水之战时苻坚的溃败颇为相似，如果把精兵放在前面，战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太阳还没有升到天顶，主要的会战就已经结束，接下来，就只是周军的追亡逐北了。 《大明》的最后一句唱道：“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快速地攻打大商，一个早上就平定了一切)。”
商军残余的抵抗仍然持续了一天，但已无力挽回局面。这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帝辛狼狈万分地逃回了鹿台，这是他前些年在朝歌城外修筑的一座宫殿。往日的繁华已经不再，他的大军已被彻底歼灭，最宠爱的妃子也已经上吊自杀，现在他真的只剩一个孤家寡人了。斜阳残照下，只见周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涌来，把鹿台团团围住。帝辛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时刻了。他要做得尽量符合王者的尊严。他穿上了缀满玉石的宝衣，在身边堆满了祭祀用的燔柴，然后用火把点着了身边的柴禾。火焰渐渐升腾起来，帝辛最后望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以下的夕阳：六百年的大商王朝也随它一同沉没，永不复返。
尾声
武王赶到鹿台的时候，帝辛的尸体已经烧得一片焦黑。由于害怕尸灵作祟，武王用剑在帝辛和两个妃子的身上击刺了好几下，然后把他们的头颅亲自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另有一百多个商朝的大臣贵族被俘。等待他们的命运比帝辛好不了多少：他们将被带回周京，作为武王祭祖的人牲被杀死。
第二天，武王在几个将帅的簇拥下，在商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受命”的仪式，表示革命成功，很是威风了一阵。但攻克殷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更重要的任务是消灭东方的商朝残余势力。按照事先的方略，联军随即兵分四路，向东南方进发，去征讨商的残部和忠于商的方国。剩下的商军由于后方根据地已经失掉，前方又处于敌对夷人的包围下，实为两面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也大部被击溃。史称周军驱逐商朝大将蜚廉(即后世传说中的黄飞虎)于海滨而杀之，可见战线已经拉长到了东海。可惜由于史籍对这些战役的关注远不如牧野之战，我们很难知道有关的详情。
附带说说，来到东方的花花世界后，出身戎狄的联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屠杀和劫掠。《世俘》中记载被杀死的商人有十八万之多，被掳为奴隶的有三十三万，这么大的数量不可能都是军人，其中必有大量的平民。周人还在商人的国土上大肆捕猎，虎、熊、犀牛、鹿等动物仅在武王名下就被猎杀了一万多头(结果促进了很多猛兽在中原地区的灭绝，对老百姓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周人还从商王宫中掠夺了大量的珠宝财物，仅佩玉就达到十八万块！
不到两个月内，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祭室的地点就选在牧野，正是这个地方，奠定了周朝今后八百年的大业，也决定了中国以后三千年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个清晨。
不过，商周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场霸权转移，而和后代的改朝换代不完全一样。周国没有完全消灭商朝，而是保留了王畿的一部分作为帝辛之子武庚的封地，实际上仍是商朝的延续。商人南征的军队也没有完全消灭，一部分仍然保留在东夷的地界上。这一支势力在武王死后又拥立武庚，联合周室的管叔、蔡叔发动复辟，最终被周公和成王平定，而此后仍然有宋国守着大商的祭坛，这是后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野之战也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记录下，帝辛尚不失为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然而到了后世，“纣王”却成了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被泼上了越来越多的污水。与之相应，牧野之战这场“血流漂杵”的征服战争，也就成了吊民伐罪的“战争”。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说明:由于西周几个王的年代失考，使得今天很难确定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份(但各年份之间的绝对关系则基本确定)，各种说法最多相差一百年以上。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为了记叙方便，暂从此说。文中所提到的月、日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皆为旧历，但其为夏正、殷正抑或周正还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