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9日德国柏林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上高行健先生谈到了他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主动退党的事情：
“我是党员。我是党员也是一个偶然。我被迫到农村去劳动时我连个团员都不是，后来我居然成了党员。这是由于当时我们那里的一个干部，他说你要在这里待下来的话，你得入党。那我当然说是啊，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要回到北京去。“你这么一个知识份子从北京下来，你想要在这里安下来，你不是党员你怎么混哪？拿个表去填去！”这样很快就填了个表。这当然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安全措施。在他的庇护下我就这么混入了党内。后来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党我也不要了。我就公开声明我退党。”
在读书会结束后回答新唐人电视台驻德国记者提问时高行健又一次谈起他对退党的看法：
“我恐怕是第一个公开在报纸上宣布退党的中国人。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这么一个表示 - 在这个大屠杀以后。我说了文学不从政，我反对文学从政，但是你还是有一个政治态度的。在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前面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所以那个时候我表示一个态度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是作为一个人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另外针对目前900万中国民众的退党大潮，高行健表示：
“是，在法轮功的报纸好像他们谈到大量的退党，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人退党我当然是不很清楚。但是我想退党和入党都是自我选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谁愿意退党，谁愿意入党，那是他个人的选择，个人的政治态度。有时候甚至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加入党不是因为什么信仰，而是由于利益，得到什么好处。那这个退党要退出，我想这是出于一种信念要退出，有什么不好？我就反对作家进入某种党派。”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特别是道教和佛教影响的高行健先生的处世哲学基本上是一种遁世隐士的态度，与世无争：“我觉得作家最好的位置，艺术家的位置是他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那些社会负担。”他还谈到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实在招架不住，得病了几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邀请，疲劳，身体大病了一场。”
在读书会上，高行健先生还亲自为听众阅读了他的作品的两个片断，选自他的小说“一个人的圣经”。本来高行健在法国不再想写中国题材，但是他最终还是不能遗忘他在中国的经历，写下了这部小说，而且涉及到“中国的非常近的现代史上的一个灾难” 。
谈到为什么起“圣经”这个题目，高行健认为：“其实圣经是一个集体记忆的结晶。到现代来讲，这种集体的记忆往往变成一个官方的政治的历史，这种大写的历史，跟政治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历史已经写得很多了，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不必再去写这种历史。况且这不是一个作家的事情，他应该写人的历史，一个个人的历史。”
今年已经66岁的高行健先生在谈话中依然显得精神十足，而且在法国他还在继续他的创作。
“国籍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不重要的，正像用什么语言来写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话好说。重要的是人的声音。”
读书会是目前正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共有8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中文作家将和他们的读者们见面，其中还包括来自北京的莫言，余华和张杰。
大纪元
